1954年，中秋。
高雄的秋天来得迟，九月末的夜晚依旧闷热。盐埕区公寓的阁楼上，一台美制SCR-284型军用发报机摆在书桌上，真空管的微光在黑暗中一明一灭，像一只疲惫的眼睛。
林默涵摘下耳机，揉了揉太阳穴。
连续八个小时。从晚上八点到凌晨四点，他一直坐在发报机前，将过去三个月搜集的台军左营军港舰船调度数据逐条编码发出。手指已经麻木了，按键的动作从一开始的精准利落变成了机械的重复，但他不敢停——每一条情报都关系到大陆对台海局势的判断，关系到解放军前线部署的每一个决策。
耳机里最后传来大陆电台的确认信号——三长两短，代表“收到，完毕“。
林默涵长长地吐出一口气，靠在椅背上，闭上眼。
阁楼里很安静，只有发报机真空管冷却时发出的细微“咔嗒“声。窗外，一轮满月挂在盐埕区的屋顶上方，月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洒进来，在桌面上切出一条条银白色的条纹。
他睁开眼，目光落在桌上那张照片上。
照片有些年头了，边缘已经磨得发毛，但画面依然清晰——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站在院子里，手里举着一面小红旗，笑得露出两颗缺了门牙的牙床。照片背面，有一行娟秀的钢笔字：
“晓棠问爸爸何时回家。“
那是妻子林秀芝的笔迹。三年了，这笔迹他闭着眼都能认出来。每次收到照片，他都会把它和那本《唐诗三百首》放在一起——书页间夹着这张照片，就像他把对家的思念夹在每一次心跳的间隙里。
林默涵拿起照片，拇指轻轻摩挲着女儿的脸蛋。
六岁了。晓棠今年该上小学一年级了。他走的时候她还不到三岁，扎着两个歪歪扭扭的小辫子，走路还跌跌撞撞。现在她应该已经会写自己的名字了，会背几首唐诗了，也许还会趴在窗台上问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爸爸打完这场仗就回家。“他低声说，声音在空荡荡的阁楼里显得格外轻。
这句话他说了无数遍，对着照片说，对着发报机说，对着盐埕区深夜的街道说。每一次说，都像是在给自己打一针麻醉剂——明知道伤口还在，但至少能暂时感觉不到疼。
阁楼的门被轻轻推开了。
陈明月端着一碗面站在门口，头发散着，身上披着一件灰色的旧毛衣。她没有说话，只是走过来，把面放在桌角，然后在他身边坐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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