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一直做不大，但活得挺久。
第二封来自“明镜咨询”，专门做企业数据合规审计，客户大多是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发件人是他们的联合创始人，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律师，邮件里直接写道：“看了沈薇的报道，想和你聊聊‘数据正义’项目的法律框架。”
第三封来自“深港数据安全协会”，一个半官方的行业组织。
第四封来自一位个人投资者，署名“林默”。邮件很短：“沈薇推荐。周二下午三点，园区咖啡馆，我请你喝杯茶。”沈薇后来告诉她，林默是深港最早一批做互联网安全的人，十年前退出江湖，现在偶尔投一些“有意思的小项目”，投过的公司里有三家已经上市。
第五封和第六封，分别来自两家中型科技公司，都是做企业级数据服务的，在业内口碑不错。
路容花了三天时间，给每一封邮件都回了详细的商业计划书摘要，并约了见面时间。
现在，她刚刚结束了和林默的第一次会面。
笔记本摊开在桌面上，路容看着自己记下的那些问题：
“盈利模式里，数据安全解决方案占70%，数据伦理咨询占20%，‘数据正义’非营利项目占10%。这个比例三年内会变吗？”
“会。我希望五年后，‘数据正义’相关的营收能占到30%，通过企业社会责任采购和政府项目采购实现。”
“你预计的行业阻力是什么级别的？”
“李剑级别的个人打压，星耀级别的公司封杀，以及整个既得利益集团的舆论抹黑。我已经经历过第一种，正在准备应对第二种和第三种。”
“你的应激障碍，最近一次发作是什么时候？”
“两周前，在超市排队时，前面的人背影很像李剑。我僵住了大概十秒钟，然后换了个队伍。我现在每周做两次心理疏导，医生说我进步很大。”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回响’失败了，你怎么办？”
路容当时沉默了三秒。
然后她说：“我会把‘数据正义’项目拆出来，做成一个公益组织，用我剩下的钱继续做。这件事，总得有人做。”
林默听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是上好的龙井，青瓷杯壁很薄，茶汤澄澈透亮。他放下杯子，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敲。
“下周三，带上完整的财务模型和团队名单，来我办公室。”他说，“地址发你邮箱。”
这就是那半个没完全回答的问题——林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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