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只是看了玛丽一眼，然后又各自做各自的事去了。
玛丽听见了，但没有抬头。
她的手伸进裙子口袋里，摸了摸那本薄薄的书——她偷偷带出来的，藏在身上，随时可以摸到。书页已经旧得发脆，封面已经磨损得看不清字，但那些字在她心里。
《为女权辩护》。
另一个玛丽写给她的。
窗外，十一月的阳光照进来，淡淡的，冷冷的。
但她的手心里，有一点温热。
那之后的日子，玛丽像变了一个人。
班纳特先生最先注意到这一点。
倒不是说她变得活泼了——她从来也不是个活泼的孩子。也不是说她变得爱说话了——她本来话就不多。而是……她不往书房跑了。
那些堆在地板上的大部头，那些关于法律、关于习俗、关于女性地位的沉重著作，她一本一本还回了书架。最后一次她把《女性境况考》放回原位时，站在书架前愣了一会儿，然后转身离开，再也没碰过它们。
班纳特先生从书本后面抬起眼睛，看着那个小小的背影消失在门口，心里隐隐松了一口气。
那些书不是给九岁孩子看的。甚至不是给任何女性看的——写那些书的人，本也没打算让女性读懂。他不知道玛丽从那些书里看出了什么，但那些日子她坐在书房地板上的样子，让他想起某种被困住的小动物——不挣扎，不叫唤，只是静静地待在那里，眼睛里有一种让人不安的东西。
现在她不来了。
她开始做别的事。
——
做什么呢？
班纳特先生观察了几天，发现她只是……坐着。
有时候坐在客厅角落的那张小凳子上——就是她小时候够不着地的那张——望着窗外发呆。有时候坐在花园里的长椅上，一坐就是一个下午。有时候在那片她常去的树丛里，躺在草地上，望着头顶的树叶出神。
“玛丽最近怎么了？”班纳特太太有一回问，“也不看书，也不练琴，整天发呆。可别是脑子出了什么问题——她那张脸本来就不指望了，脑子要是再坏了，将来可怎么办？”
班纳特先生没有回答。
他也不知道玛丽怎么了。
但他隐隐觉得，她不是在发呆。
她是在想事情。
——
简和伊丽莎白也慢慢从威尔逊小姐离开的低落里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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