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别的原因？”
“一言难尽，粮食明明减产，可上面说亩产都上万斤了，怎么会减产呢？必须报增产，征购指标也随之上调，结果收的粮食还不够上缴的。”
“口粮也不留？”
“只允许留一点，很快就吃完了，主要依靠救济粮，可救济申请报上去，一两个月都批不下来，就是批下来了，也是少得可怜，只能寻找各种代食品来维持。”
“亩产真的能上万斤吗？”
“怎么可能呢，实际上也就几百斤。”
大志问：“救济粮什么标准？”
“每人每天二两黄豆饼，里面还有许多稻草，真正的豆渣子也就一两多。”
红艳感叹道：“这管什么用？怪不得会这样，这是我和大志的一点心意，留给你和孩子们用。”赵红艳将十块钱和十五斤粮票递给彩云。
“嫂子，这个我不能要，大志父母都很困难，留给他们用吧。”
大志道：“我和红艳商量好了，准备把他们接到部队去。”
“这样最好，让你父母也去享享福。”
彩云最后还是收下了大志夫妇的一片心意。
这一年，这里虽然没有什么大的天灾，但由于饥饿、疾病，村民们大都在生死线上挣扎。即使被迫出工，也无法出力，致使大部分农活均不能按时完成。许多土地被荒废，造成粮食大幅减产，可许多生产队长迫于压力，仍然申报增产。年底，上级继续实行高产、高征购政策，所收的粮食基本上都交了公粮，但仍然没有完成征购任务，食堂粮食依然奇缺，村民们继续挨饿。
夏收和秋收时，彩云和发福弄了一些粮食均藏在祖坟地窖里。
年底，大队杨书记带领“挖粮专业队”对王家峪生产队进行全面搜查，许多村民家藏的粮食全部被搜走，只有彩云和王红兵两个祖坟地窖藏的粮食保留下来，彩云心里踏实了许多。
进入一九六一年，从年初开始一直到六月底，持续大旱，池塘干涸，河水断流，特别是四月份，没下过一场透雨。而此时正是小麦抽穗、开花、受精和籽粒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秋季作物播种最繁忙的时期。由于天灾和饥饿，造成夏粮几乎绝收，秋作物播种也无法正常进行。
六月初，公社开始贯彻实施《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的体制，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正式宣布解散公共食堂，归还社员的自留地，生产队征用彩云的一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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