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柏林
台尔曼将厚厚一叠整理好的审讯摘要和初步证据链报告放在了韦格纳的桌上。
“主席同志，情况比预想的更严重，也更加典型。”
台尔曼的声音沙哑但清晰，
“奥堡事件不是简单的疏忽或无能，而是一个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腐败于一体的塌方式贪腐问题。”
“核心在奥堡工厂以厂长为首的管理层，他们为了完成生产指标、获取个人名利，系统性忽视安全，欺上瞒下。
关键节点在州工业局局长，他利用审批权寻租，与工厂勾结，使安全监管形同虚设。
保护伞延伸到了地方行政长官，他以‘发展经济’为名，行庇护和牟利之实，甚至利用亲属经商。
中央部门中也存在的严重官僚主义和利益勾连，他们听汇报、看报表，脱离实际，对下情失察甚至默许纵容。”
“这些人形成了一个利益小团体，对上，用虚假的产量数字和安全报告糊弄，骗取荣誉和资源；对下，用‘大局’、‘任务’压服工人，压制工会监督；对内，则通过设备采购、虚报经费、项目审批等方式进行利益输送。
中央关于安全生产的指示，到了他们这里，被层层打折，最终变成一纸空文。工会的警告，被他们视为‘麻烦制造者’。工人的生命安全，在他们的成本效益计算里，是可以被牺牲的‘代价’。”
台尔曼顿了顿，语气更冷了：
“而且，根据一些零散供词，这种风气可能不止存在于奥堡和路德维希港。
‘产值压倒一切’、‘安全让路生产’的思维，在不少地方和企业管理层中有市场。
‘跑部钱进’、‘上下打点’的旧官场习气，也在我们的新体制缝隙中滋生。
奥堡的爆炸，是这种恶劣风气积累到极致的总爆发。”
韦格纳沉默地听着，手指轻轻敲击着报告封面。他脸上没有太多惊讶，只有深沉的痛心和决绝。
“这些人必须彻底挖干净。台尔曼同志，这不仅仅是奥堡一个厂的问题，而是对我们整个经济管理体系和干部队伍的严峻考验。”
“将调查报告整理成详细材料，准备向人民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汇报。
该公开审判的，必须公开审判，让全国人民都看到这些蛀虫的下场，看到我们反腐肃贪、捍卫社会主义纯洁性的决心。
对于可能涉及的更广泛问题，由内务部和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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