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都听到了。”
韦格纳叹了口气，
“我最近在一些报告里，还有和施密特、台尔曼同志的交谈中，都隐约感觉到这股苗头。
有些干部，职位高了，贡献大了，耳边吹捧的话多了，慢慢就开始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对家人的约束也不那么严了。
老子革命有功，孩子享受点特殊的思想，在某些角落里开始冒头。
下面的同志，包括一些教师、服务人员，看在眼里，或者出于畏惧，或者出于巴结，就对这些干部子弟另眼相看，甚至纵容包庇。
长此以往，会形成一个新的、脱离群众的小圈子、小特权阶层。这非常危险。”
安娜点头，她的观察更为细致：
“不仅仅是孩子的问题。
我参加一些文艺界的活动，也能感觉到。
有些干部夫人，开始比较谁的丈夫级别高，谁家住的房子好些，谁用了专车……虽然还不普遍，但这种攀比、炫耀的风气一旦起来，腐蚀性是很快的。
它会破坏我们一直倡导的朴素、平等、为人民服务的党风政风。
学校是社会的缩影，孩子是最敏感的镜子。弗雷迪今天遇到的事，就是很好的体现。”
“你看得很准。”韦格纳赞许地看着妻子，
“施密特同志领导的监察体系，主要盯住的是领导干部本人是否贪污腐化、滥用职权。
但这种家庭风气、社会风气的潜移默化，尤其是对下一代的影响，监察体系很难完全覆盖到。这属于思想教育、社会舆论引导的范畴。”
“那你打算怎么处理？”安娜问，“需要公开批评吗？或者让《红旗》发篇文章？”
“直接点名批评一个幼儿园老师和某个干部的孩子？那太生硬，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韦格纳沉吟道，“我想，可以从教育委员会和党内等几个方面着手。
安娜点了点头笑着说：“行，反正你办事我是放心的，那就交给你了，韦格纳同志。”
韦格纳握住安娜的手：
“不过，风气建设是一场持久战。
我们建立了新的制度，推翻了旧的经济基础，但旧的思想观念、旧的社会习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它们会改头换面，重新生长出来。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不断地斗争，教育，再斗争。
这需要制度，也需要我们每个人，从自己做起，从家庭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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