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边缘化的政党逐渐变成了一个在丹麦能举足轻重的大党。
经济危机像一把锤子，把犹豫最后的那层壳砸碎了。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丹麦的农产品价格跌了将近一半，失业率从百分之十几飙升到百分之三十以上。
政府削减开支，削减救济金，削减一切能削减的东西。
农民破产，工人失业，渔民的船停在港口里出不去，因为鱼卖不掉。
这时，德国人来了。
他们带着德国工业产品——化肥、农机、水泥、钢材。这些东西丹麦都需要，而且德国人愿意记账，不要求立即支付。
同时，德国人向丹麦开放了自己的农产品市场，丹麦的猪肉、黄油、鸡蛋可以免税进入德国。
这不是施舍，是互助。但互助的前提是——你得是我们这边的人。
丹麦旧政府在危机中摇摇欲坠。
一九三三年，在德国的推动和共产国际的协调下，丹麦社会民主党、丹麦共产党和一部分左翼农业党达成了历史性的妥协——国家权力逐步转向由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联合组成的“人民阵线”政府。
不是暴力的夺权，是议会的选举，是选票的累积，是旧政府在经济危机面前的无能和失信让人民把票投给了左翼。
一九三四年，丹麦共产党在大选中获得超过百分之三十的选票，与社会民主党联合组阁。
新政府的第一项政策不是国有化，不是没收地主土地，是参照德国模式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
失业救济金恢复了，恢复了还不止，还提高了；免费医疗覆盖了所有公民；教育经费大幅增加，学校从城市扩展到农村的每一个角落。
这些钱从哪里来？
一部分来自税收——对资本家和大地主增税；一部分来自德国的低息贷款和贸易顺差。
丹麦的转型，不是砸烂旧世界，是把旧世界的砖头一块一块地抽出来，换上新的。
旧砖头没有被打碎，只是被堆在了角落里，慢慢生了青苔，慢慢被人遗忘。
一九三五年，英国解放的消息传到哥本哈根的时候，码头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工人。他们自发地唱起了《国际歌》，歌声在运河两岸回荡，惊起了停在屋顶上的海鸥。
不是因为他们恨英国人，是因为他们知道，英国解放了，红色浪潮就不再有大西洋的阻隔了。
大西洋上的属地——法罗群岛、冰岛、格陵兰——在这个时候，从丹麦的“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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