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来处理了，而是直接把“你是做事的人，你得要对结果负责”这件事说了出来。
这不是傲慢，更不是看高别人，这是他真正意识到：人情不可能在联营里持续结婚到每一笔账、每一条原料、每一份成品率上。
“谁违反质量，谁不守交期，谁乱拿原料，谁就要承担返工和赔付。”李享知一页页地翻了“工时记录”“质量记录”和“交付记录”三张纸，“谁要是说自家人和我顺口，怎么做工也得按记录走。谁要是说生活里不舒服，不给人看，就是不给这条线自己留余地。”
这把几个老工人一下子给压住，让他们看着那张纸，一时想不出要如何说。因为从前他们做工是靠“今天早上怎么安排”，很少有人会去看“质量和成品率”这种东西；现在却要你把每一件活都投入“谁在做，谁负结果，谁出错要谁承担”的机制中。老工头们不是不会做活，而是他们过去一直在一个“经验松散”的状态里看事情，不愿意别人拿工人的耳朵、脸色和好恶来当依据去吃这盘账。
厂里有人出声：“你要是这样管，我们人活得都不顺了。以前有时候机器坏了、工序卡了、上头临时紧活，谁都能帮一把，你们这套制度出来，怕不是把我们都逼成不敢动手的怕事人了。”
李享知冷冷地回了一句：“你们现在的活不顺，和你们“随便调活”是两码事。过去工厂靠人情，今天联营要靠制度。你们想做自由人，先想明白你们这条路靠什么形成产值。不是你们自以为会做，就能给别人冲定价。你得知道，现在这厂不是拼谁会说、谁会热闹，也不是跟谁关系熟谁就能多拿一**。现在我要看的是谁的工序能稳定，谁的质量能过，人和货有没有一条线。”
这件事对于老工人而言，最大的冲击不是工价，而是“你们以后除了做工，不再是一个跟着厂子吃饭的人，而是被规成一个可以被评价、被对照、被算账的人”。
这几年下来，很多工人已经懒得计较别人的情分了。老工人倒不是为自己顾虑得太多，而是觉得这样做了以后，再也不是“厂里人”，而是“商品和人之间的一个环节”。大家在工作里，一旦都被剥成了环节，就会非常难受。
“谁也别想光拿结果。”李享知没有抬声，语气却很硬，“结果不是你今天做完了、明天看样子像，结果是你今天做了什么、有没有给质量和交期留出余地、有没有给成本留下漏洞。你要是偷工减料，或者把活做得像样就过了，客人是不会因为你是老工人就给你留台阶。市场也不可能因为你以前帮过厂子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