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都看不见了。巷子里的路灯坏了两盏，只剩中间那盏还能亮，昏黄的光打在梧桐树光秃秃的枝丫上，在地上投下乱七八糟的影子。阿黄看着那些影子在风里晃，尾巴尖轻轻摇了一下，像是在数数。
腊月二十九，巷子里开始贴春联。隔壁王大爷的儿子从城里回来，开了一辆白颜色的轿车停在巷口。车门一开，先下来两个孩子，一男一女，背着新书包往巷子里跑，边跑边喊爷爷。王大爷从屋里出来，腰上还系着围裙，蹲下来张开胳膊，被两个孩子撞了个满怀。阿黄趴在门槛上看着，看着那两个孩子围着王大爷叽叽喳喳地说话，说学校里的事，说考试考了多少分，说妈妈给他们买了新衣服。王大爷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连说好好好。儿子和儿媳从后面跟上来，手里拎着大包小包的年货，一箱牛奶、一袋水果、几盒保健品，还有一条红塔山。红塔山——老李也抽那个牌子。阿黄的鼻子动了动。
王大爷的儿子看到阿黄，愣了一下，低声问他爸：“李叔家的狗还在啊？”王大爷叹了口气：“在。天天守着，哪也不去。你张婶每天给喂，倒是饿不着，就是——唉，不说了。”儿媳在旁边插了一句：“要不把它带咱家养？看着怪可怜的。”王大爷摇了摇头：“试过，不走。你张婶说，有一回把它抱到自己家，关上门，它愣是用爪子扒了一夜的门，第二天嗓子都叫哑了。后来就没人敢动了。”
儿媳还想说什么，被儿子拉了一下袖子，没再说下去。一家人进了屋，门关上了。王大爷家的窗户里透出暖黄色的灯光和电视机的声响，还有孩子的笑声。巷子里又只剩下阿黄，和那棵光秃秃的梧桐树。
阿黄从门槛上跳下来，走回藤椅旁，把老李的烟斗叼起来含在嘴里。烟斗是冷的，但斗钵里残留的那一丁点烟油的味道还在，苦涩的、焦香的、老李呼出来的那种混合着红茶和肺叶深处积攒了几十年的烟火气。阿黄含着烟斗，就像小时候含着老李的手指头——老李说它那是磨牙期，把手伸给它咬，它下口没轻没重，把老李的虎口咬出了一排牙印。老李也不恼，把手缩回来吹了吹，又伸过去。后来那排牙印变成了老李虎口上的一道疤，白白的一条，在那些因年岁而愈发松弛的皮肤褶皱里格外显眼。老李有时候会摸着那道疤跟阿黄说，你看，这是你给老子盖的章。
年三十。从下午开始，巷子里就热闹了起来。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都传出了煎炒烹炸的声响，高压锅的气阀在嘶嘶地转，菜刀在砧板上笃笃笃地剁着饺子馅，不知道谁家的砂锅里炖着莲藕排骨汤，莲藕的清甜混着排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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