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有一天，老李的手不咳嗽了。
不是不咳了，是那双手不动了。
阿黄记得那天早上，它像往常一样从狗窝里出来——狗窝在阳台隔断的角落里，是一只用旧毛衣垫着的纸箱。它走到床边，老李躺在床上，眼睛闭着，手放在被子外面，掌心朝上。阿黄习惯性地凑过去，舔了一下他的手心。
没有反应。
它又舔了一下。还是没有反应。
它用鼻子拱了拱那只手。凉的。不是冬天那种凉，是一种更深、更沉的凉，像石头泡在井水里。
阿黄愣了一下，后退了半步，歪着头看老李的脸。老李的表情很平静，像是睡着了，嘴巴微微张着，呼吸没有。阿黄等了一会儿，等了很久。它不知道"死亡"是什么，它只知道老李的手是凉的，而且不管它怎么舔，怎么拱，怎么用脑袋蹭，那只手都不动了。
后来门被敲响了。是楼下的王婶，来送自家腌的萝卜干。阿黄没去开门。它从来不给别人开门，只有老李的脚步声才能让它冲过去。
王婶敲了很久，没人应，就找了楼长来开门。门开了，王婶的萝卜干掉在了地上，她喊了一声，声音尖得阿黄耳朵疼。阿黄躲到了床底下，不是怕，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床底下有老李的拖鞋，左边的那只，后跟断了一截，老李用铁丝缠了两圈凑合穿的。阿黄把鼻子埋在拖鞋里，闻到了老李的脚味——咸的，混着一点花露水的味道。它缩在床底下，听着外面乱糟糟的声音，有人进来，有人说话，有人叹气。
再后来就是救护车的声音。
阿黄被锁在了屋里。它被关在阳台的隔断后面——王婶怕它跑出去，用一根木棍顶住了阳台的门。阿黄隔着玻璃看着几个人把老李抬上担架，盖上白布，推进车里。救护车的灯一闪一闪，红的光映在阿黄的眼睛里。它拼命扒阳台的玻璃门，爪子在玻璃上划出一道道白印子，喉咙里发出一种它自己都没听过的声音——不是吠，不是嚎，是某种更深处的、从胸腔最底部挤出来的东西，像被掐住了脖子还要拼命喘气的那种声音。
车开走了。
阿黄在阳台上站了一整天。站到腿发麻，站到太阳落山，站到玻璃上蒙了一层它呼出的白雾。它把两个前爪搭在玻璃门上，下巴搁在爪子上，眼睛盯着楼下救护车消失的方向，一动不动。
从那天起，它就不再上床了。
它睡在藤椅下面。
藤椅下面有一块老李的旧毛衣，是去年冬天老李穿破了的，袖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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