脖子，把鼻子往毛衣里埋得更深了。
它想起去年冬天，老李坐在藤椅上，裹着一条军绿色的毛毯，毛毯是部队上发的，老李退伍时带回来的，用了三十年，边角都磨出了线头。老李裹着毛毯，手里端着一杯热水，热气从杯口升起来，模糊了他的脸。阿黄趴在他脚边，暖气从脚底下的地暖管里渗出来，暖烘烘的。老李用脚尖碰了碰它的肚子，它翻了个身，露出肚皮，老李笑着骂了句："没出息。"
那是去年冬天。
现在是今年冬天。毛毯还在藤椅扶手上搭着，叠得整整齐齐——王婶来收拾的时候叠的。阿黄没有动过那条毛毯。它不敢碰。毛毯上的味道比毛衣浓，它怕自己一碰，味道就散了。
它只敢用鼻子远远地闻。
风又大了。铁门呜呜地响，像有人在门外哭。阿黄把耳朵贴在地板上，地板冰凉，但能传导声音。它听见楼下的水管在响，听见楼上有人在看电视，听见更远的地方有汽车喇叭声。所有这些声音里，没有老李的咳嗽声，没有拖鞋蹭地板的声音，没有钥匙碰锁眼的声音。
它把耳朵从地板上抬起来，趴回去。
夜深了。
阿黄没有睡。它闭着眼睛，但耳朵始终竖着。它等了一夜。等了一夜的脚步声，等了一夜的钥匙声，等了一夜的那两个字。
没有。
天亮了。光又从窗户进来了，还是那条细细的金线，从东边移到西边，然后消失。阿黄看着那条光移过来，移过去，移走了。
它又过了一天。
王婶来了，又走了。烙饼换了新的，旧的还在盘子里，干硬了，阿黄没吃。水碗里的水它喝了一点，只一点。它不需要太多。它只需要等。
等一个不会回来的人。
等一句永远不会再听到的——
"阿黄，吃饭。"
墙上的挂钟永远停在十一点二十三分。但阿黄心里的钟还在走。它走的不是时间，是等待。一圈又一圈，没有尽头。
窗外的梧桐树上又掉了一片叶子。风把它吹起来，吹到窗户下面，卡在铁栅栏的缝隙里。阿黄看了一眼，没有动。它知道那片叶子进不来了。但它不着急。明天还会有新的叶子，后天也会有。只要它还在等，叶子就会一直掉，一直掉。
它把下巴埋进前爪里，闭上了眼睛。
这一次，它又做梦了。
梦里老李站在门口，钥匙在手里晃，叮当响。他推开门，拖鞋蹭过地板，左脚，右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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