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所谓的摲民。”
朱祁钰自然看到了襄王的这段论述。
如果说苏松地区富硕，百姓们不肯种地，但是在贵州，百姓也不肯种地，这就很奇怪，襄王在认真研究后，得出了的结论。
研究云贵百姓起事不断，是襄王在云贵川黔的重要工作，而襄王大约搞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收成太低了。
苏松地区是因为种地的劳动报酬不如去做工，那么贵州等地方不肯种地，则是种了也没用，没啥收获，稍微有点天灾人祸，自然是起事不断。
如果百姓起事，那是君主失道于天下，如果平叛之后，皇帝还要追罚，那就是摲[chàn]民，是虐，是失道，是丢了天下也活该。
襄王就是这么说的，他的利柄轻重论，可不是一味的谗言，而是有很多的规劝。
只要不是要命的事儿，襄王还是很敢说的。
也真的有这么干的，比如宋徽宗平定了方腊起义之后，就开始了恐怖的十抽一杀令，要以杀止暴，最后失道天下，丢了江山。
于谦感慨万千的说道：“《管子》曰：事再其本，民无米（火亶）者卖其子。三其本，若为食。四其本，则乡里给。五其本，则远近通，然后死得葬矣。”
“轻重不调，无米（火亶）之民不可责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国之数也。”
这也是襄王表达的观点，就是事有轻重，百姓起于阡陌丧乱，为上者应该考虑下是不是政策出了问题，如果君王失去了百姓，就是亡国之君了。
“有理。”朱祁钰十分赞同朱瞻墡的观点。
所以福建有百姓起于阡陌之后，朱祁钰将其过错归咎在了有司，最终将宋彰等人斩首示众，佐以农庄法，恢复生产，还免了一年的正赋，让百姓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候。
朱瞻墡、管子、于谦等人所言，朱祁钰所做，其实都是这个道理。
于谦继续说道：“而且襄王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他还在思忖计省存在的必要。”
“襄王的意思很明确，土地、人丁、常费、货币、乡野、谷物，都要有统计，不懂得统计统筹，想要主持国家，是万万不可能的。”
“管子将其定义为山国轨，曰：田有轨，人有轨，用有轨，乡有轨，人事有轨，币有轨，县有轨，国有轨。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
朱瞻墡的论点和管子的论述中多有相似，但是又不太一样。
管子在《山国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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