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往于长芦、天津行商。现在名下有雇工上千人。
大土豪乐善好施，力崇俭朴，丝绸不穿，轿子也不肯坐。
按大明规定，商人坐轿违制，但早没人当一回事了。
明初定，文武百官都不得坐轿，“虽上公，出必乘马”。何论商人。
一来骑马彰显武德；二来宋儒反对坐轿，认为以人代畜，于理不宜。也算个理由吧。
可是，坐轿到底舒适，遮风挡雨且又威风气派，逐渐就泛滥了。
于是景泰四年朝廷重定规矩，三品及以上官员可以坐轿。
这就导致一些有趣现象。
比如，光禄寺卿是从三品，而都察院佥都御史是正四品。后者官品虽略低，但实权远大于那些清水衙门。因此光禄寺卿奉旨改任佥都御史，都不会有降职的懊丧，而是感到幸运。
不过麻烦也随之而来。能否坐轿的界线恰好划在三品与四品之间。转任佥都御史的官员赴朝谢恩时可以坐轿，接受任命后却只能告别轿子改为骑马。
所以《万历野获编》中有“抬轿谢恩，骑马到任”。那些转任官员在兴奋能捞钱之余，难免会有些不能坐轿的缺憾。
规定当然用来打破的，凭啥我六品官不能坐轿，老子就坐。
于是在弘治年再次重申规矩：文武官例应坐轿者，以四人舁之。其五城管事、内外镇守、守备及公、侯、伯、都督等，不问老少，皆不得坐轿，违例坐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
重申禁令能收到些效果，但日子一长，又渐渐松弛。
到了十五年后的正德四年，朝廷感到有必要再次重申禁令，于是上述过程又重复一次。
又过了二十七年，即嘉靖十五年，朝廷又一次申明：“四品下不许坐轿，亦毋得用肩舆。”
王世贞《觚不觚录》记，嘉靖中若有中级官员乘坐二人肩舆，会被认为是大可骇异之事。可是到万历元年，官员们即使各乘四人大轿结伙外出游玩，路人却感到很正常。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记，嘉靖间他在南京看到五城兵马司的官员违规坐轿，但又心虚，“道上遇各衙门长官，则下轿避进人家”。甚至遇见举人、秀才也下轿躲避，生怕被检举揭发。
可是“不上三四年”，违规坐轿现象到处可见。那些官员不仅是“轿子之帷幔鲜整，仪从赫奕”，而且还大模大样，堂而皇之出行。
嘉靖年间监察御史王化巡按浙江，有个举人去拜见他，戴了顶时髦大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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