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帮助他人隐匿财产的确是存在法律风险的，但风险也有大小之分。
谷少康在答应帮助被告人隐匿财产之前，自然也会评估其中的风险，而他之所以敢于帮助被告人隐匿财产，就是因为其中的法律风险很小。
首先，隐匿财产的行为必然是具有隐蔽性的，一般来说，查清这种事的难度都相当大。
其次，谷少康有他自己的便利条件。作为东州最大的放贷户，他必然有很多的资金流动需要通过银行交易的方式来完成，执行干警就是怀疑到谷少康身上，谷少康也可以给出合理的解释。这一点谷少康在法庭调查阶段也承认过。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想要追究一个人的刑事责任是很难的，刑事诉讼的证据证明标准是三大诉讼中最高的，如果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是不能对任何人定罪判刑的。
公诉人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谷少康不承认帮助被告人隐匿财产，也没有提供录像，仅凭原有的证据，是否能达到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标准？
我想，应该还达不到这个标准吧。
综合以上三点，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谷少康即使帮助廖文昌隐匿了财产，也很难被查出来，更别提追究法律责任了。
在法律风险这么小又可以净赚10万元的诱惑下，谷少康完全有可能答应被告人的请求、帮他隐匿财产。
我想，我这样解释应该能解释得通吧。”
听完罗小川的分析，林刚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低声征求了一下霍秉心的意见后，也同意暂时认定廖文昌隐匿财产的数额为310万元，并且参照生效的司法案例，将量刑建议改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接下来要辩论的是，廖文昌在齐江市的店铺内对执行干警挥刀相向一事该如何定性。
在这个问题上，诉辩双方产生了很大争议。公诉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属于暴力抗拒执行，而辩护人则认为，被告人只是在吓唬执行干警而已。
林刚对罗小川的说法颇有微词，他说：“辩护人的说法完全是牵强附会。当日在店铺内，被告人不仅对执行干警恶语相向，还挥动菜刀，这绝不是吓唬，这是赤裸裸地暴力抗拒执行！”
“不，我这不是牵强附会，我这么说是有一定根据的。”罗小川平心静气地说：“公诉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是暴力威胁，自然是有道理的。
不错，从被告人对执行干警挥刀相向的行为来推断，他的行为看起来的确像是暴力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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