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了锐利：“孙公、李公之理念，我辈当继承之！”
目光所及之处，正是中央检察院的大门，那里空荡荡的宛若一个广场，只是在角落中，有着三百年前大理寺卿孙伏伽以及第一任大唐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李奉诫的塑像。
半身像很简陋，只是偶尔补一下漆。
不过两人塑像下面，各有两句话。
孙伏伽塑像下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李奉诫塑像之下，则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如是一共四句话，便是如今中央检察院各级检察官们恪守的理念。
只是竖起这四句话，绝非是简简单单的勒石刻字，李奉诫在晚年搞“语同音运动”时，同步的还有“白话文运动”。
当时大白话行文只有在“地上魔都”是推广无压力的，在其它地区，因为涉及到大量的私塾教科书的解释权，于是就不得不引入了暴力机关。
中央检察院的成立，首先是“御史大夫”脱离皇权依附，紧接着就是教育部正式成立，然后为了保障教育部骨干，从兵部调拨的地方“民团”，组成了各个地方的“警察卫”。
最后，之由中枢提纲挈领，改组警察部。
而曾经的大理寺，招牌头面人物，便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状头孙伏伽。
于是大理寺、御史台、教育部、警察部之间的“革命友谊”，就是如此结下来的。
二战前后的教育部骨干，除了要推行新式教育之外，还要针对地方上的恶性犯罪，进行监督，然后发起公诉。
这些恶性犯罪，不管是官僚贪污还是规模连跨数州之地的有活力社会团体占山为王，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当年的“新政”，于是强者愈强，教育部和御史台的人，普遍战斗力都还可以。
基本上一个县的教学骨干，往往还挂着“警察卫”校尉这样的兼职。
也就是说，当年为了扩大中央核心区的有效管理范围，一个教书先生，除了能写会算带小孩之外，拎着横刀带人火并，也是常有的事情。
同时火并结束之后，还要把证据收集起来，就地发起公审，刑部和地方县令、县尉是要配合的。
只是而战结束之后，新的内阁将很多事情制度化，带来的便是“御史台”、教育部在一线战斗上的集体衰退。
制度化的好处是看得见的，但是对如今的中央检察院的检察官们而言，他们心目中的理想时代，便是一百多两百年前。
毕竟，特级教师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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