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用意是叫中国代表们仰承意旨，代负签字的责任，不理国内的反对，径行签字。
爱国是一致的，中国代表们又如何能例外，陆徵祥早于五月十四日就有密电向徐请示。
电云：“祥一九一五年签字在前，若再甘心签字，稍有肺肠当不至此。惟未奉明令免职以前，关于国际大局，当然应有责任。国人目前之清议可畏，将来之公论尤可畏。究竟应否签字？倘签约时，保留一层亦难如愿，则是否决计不签。时间日迫，关系至钜，闻见所及，合再沥陈。万祈速即裁定，立即电示。”
徐的“相机处理”，就是答复陆的这封电报。
山东代表除了向北京政.府请愿外，还通电山东籍的北洋派军人卢永祥、王占元、吴佩孚等，请他们出面阻止北京政.府签字和约。
同一时期，上海各界人士鉴于安福系“暗中捣鬼，坚决主张签字”，因此发出了声讨安福系和解散安福系的要求。
六月二十七日，京津学生和留日、留欧归国学生推出代表和山东代表联合起来，共计四百余人，一同到总统府请愿，请求拒签和约。徐世昌仍不肯接见，叫他们去找龚心湛、傅岳棻陈述意见。
代表们坚持必须由徐亲自接见，当面保证不签约，否则即不退出。
双方坚持不下，代表们不走，徐则不见，于是请愿代表即在新华门外露宿一宵。
坚持到二十八日上午九时，徐不得已只好接见他们。
徐世昌向请愿代表们讲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没有一点明白表示，这使请愿人士非常不满。
陕西学生屈武当场放声大哭，以头触壁。
徐借此怒形于色，拂袖而去。
请愿代表们一直到二十八日下午八时四十分钟才散去。
二十八日山东第二批请愿代表一百零八人也到了北京，三十日有天津代表七十余人也到了北京，其他各省也有代表纷纷抵达。
于是、各省请愿的浪潮和学生运动汇合在了一起。北京城顿成一个请愿城，街头巷尾，到处可见从各省来的请愿代表。
市民和商店都热烈欢迎他们，这一来使到北京政.府为之手足无措。
北京政.府慌忙通电各省，禁阻各省代表继续向北京出发，同时怕北京的学生再罢课游行，便宣布北京各校提前放假，九月一日开学后再补行暑期考试。
二十九日上海各界举行拒签和约的人民外交大会，上海军事当局事前关闭了公共体育场大门，门外遍布军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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