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这也是例行公事、走一走过场。
大概因为这样，翁同龢对一批批的来访者中的大多数人其实并无印象，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往往简单地记下“新庶常来者八九人”“新门人两人来见”，连名字也不记。当科的状元、探花来访，也只记了“刘福姚来见”，“陈生伯陶来”而已，惜墨如金。
有意思的是，在1892年6月1日的日记里，翁同龢记道：“新庶常来见者十余人，内蔡元培，乃庚寅贡士，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材也，绍兴人，号鹤青，向在绍兴徐氏校刻各种书。”
这真是有些奇怪，他对蔡元培的印象深刻，简直是刮目相看。是不是因为蔡元培的“怪八股”呢？或者是对其有关西藏的策论题，详述其山川道里、行政沿革，且广证博引，对答自如印象深刻。
短短四年里，蔡元培乡、会试连捷，挤身翰林文苑。其踌躇满志，自不待言。而作为光绪皇帝老师的翁同龢是何等人物呀？能得到这样的朝中重臣的青睐，是何等的荣耀呀！
一时间，年纪轻轻的蔡元培，成了“声闻当代，朝野争相结纳”的名人士大夫了。
从清朝中叶以降，殿阁大学士、总督、巡抚、军机大臣这些朝廷的要职，大多系翰林出身。对于蔡元培来说，诱人的政治前景正在向他频频招手。
“点翰林”之后的第二年，蔡元培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游历中度过的。
初夏时节，他先到宁波，又到上海，然后乘船溯长江西下，游览了南京，镇江，扬州及靖江县。此次出游，他曾有散片日记，载述行程。
秋风乍起之时，他又取道香港来到广州。与在广雅书局任职的陶濬宣等一般朋友，诗文酬酢，观澜华南名胜。
在广州南园，他曾戏作该省乡试题《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一篇。陶濬宣征得当地名士朱一新、徐琪、吴翔寅的评语各一则，辑印成《蔡太史拟墨》。
在此期间，陶濬宣多次向蔡讲述廖平在广雅书局时，对经学的独到见解，以及康有为为承其学说做成《新学伪经考》，引起士人不同反应等情况。蔡元培对此颇为关注，特意搜求廖康二人已印行的著作，以备研读。
冬天来临时，他又赴潮州，汕头等地。一直到转年的春天，才起程北返。
按说，身为庶吉士，到各地考察风土人情，是必修之课。
但这些等待重用的“翰林”，前途不可限量，谁知道以后能当多大的官？所以，各地官员都争先打点。因为等这些人高居庙堂时，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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