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职员和学生全部加入国民党；另一项决议规定县视学或督学兼任县党部组织部官员，到各校建立区分部和宣传党的纲领。
1927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订了《学校实行党化教育草案》，为全国推行党化教育的开端。草案规定，先在浙江、江苏推行。规定以国民党训练党员的方法训练学生,以国民党的纪律为学校规约;对学生灌输“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推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所谓“新道德”等。实质是要使学校教育国民党化。
一些地方行动也闻风而动，如上海市成立“党化教育委员会”；浙江省制订《实施党化教育大纲》，要求中学以训练党员的方法训练学生，用党的纪律规范学生的行为。
此种对文化教育的法西斯统治，一开始便遭到蔡元培等进步人士的抨击。
1927年10月，光华大学校长胡适发起批判和抵制党化教育。1928年3月，胡适、梁实秋、闻一多等人在上海创办《新月》杂志，其《人权论集》直指国民党的“训政”。他们较早意识到了党化教育的危害，要求恢复公民教育。
1928 年 5 月，在国民政府大学院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在蔡元培的主导下，通过废止“党化教育”，实施“三民主义教育”的议案。从而部分恢复了公民教育，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精英治校、教育家管理教育，但国民党政府对学校的控制的状况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1928年9月15日，国民党中央党部指令全国学校增加党义课。此后，北伐战争打到哪里，课程就开到哪里。
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课程计划规定，党义是高等及初、中等学校全体学生的必修课。开始收敛北洋政府的“放任态度”，实行“严格主义”政策。
1930年12月，蒋介石以行政院长兼教育部长身份发布命令，针对此前青年学生积极参与自由民主运动，禁止学生罢课和举行游行集会，要求学生埋头功课，不问政治。
1932年，在各方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虽然将党义课改名为公民课，而党义课的教学内容未变，是换汤不换药。
1934年，国民党颁布《大学组织法》，彻底取消教授治校制度。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相继新建立了10多个国立师范学校，以培养人才所需要的师资，以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在中等师范学校里，始终坚持党化教育的同时，也插入公民教育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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