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失于诋诬，同为忌讳，也就不能纪实传真。
鉴于此，胡适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传记文学“纪实传真”的原则与要求。他认为，真实性是传记文学最重要的条件，一定要说老实话，既不可谀颂，亦绝不应诋诬，而要能写出传主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
对于近代中国的一些重要历史人物，胡适认为都应该写传记，而且应该有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们的生平，用绣花针的细密工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
在他看来，所谓“写生传神的手笔”，“细密的考证工夫”，“远大的识见”，这三项加上说老实话，不谀不诬，便可以概括古人所谓良史的“才、学、识、德”，是对传记文学作者的全面要求。缺了其中的任何一项，都不能算一个好的传记作者，也难以写出好的传记作品来。
胡适当然是对的，笔者在自己的另一篇文章说过，你可以颂扬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也可以怒骂他为一介暴君，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把真实的历史留下，就不妨碍后人站在更高的历史高度，对其进行客观评价。
胡适原打算在“谨严的历史叙述”中，进行“小说式的文字”的尝试。“从这40年中挑出十来个比较有趣味的题目”，用小说式的文字来写。第一篇写他父母亲的婚事就是这样，显然有一些想象虚构的成分。当时曾得到徐志摩的热烈赞许，胡适自己也高兴，误以为这是“自传文学上的一条新路子”。后来，他还是抛弃了这种小说式的写法，算是回归了正道。
如他自己所说：“我究竟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写完了第一篇，写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觉的抛弃了小说的体裁，回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
三岁的胡适认得近一千个字，三岁的胡适失去了父亲，三岁的胡适进入学堂，开始了《九年的家乡教育》。在这一篇文字里，我们会看到有三种主要的力量参与了胡适的成长：一是儒学的人生信条与伦理传统，主要依据着其父亲所编的两本书与学堂中的儒家经典；二是“笑话书”（即小说，“包括弹词，传奇，以及笔记小说在内”），使他“得了不少白话散文的训练”与“把文字弄通顺了”；三是他母亲的影响——“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接人待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感谢我的慈母。”
《从拜神到无神》揭示的是这样的矛盾：程朱理学与神佛迷信；前者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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