簇拥着挤进了这小小的祠堂。
村长朱福顺走在最前头，他仍是穿着那一件笔挺的会黑色中山装，下半身是磨到发亮的绒料黑长裤。
他特意把脸洗得干干净净，就连指甲缝里的泥子都冲刷的不见踪影。
朱福顺的身后，站着的，是上西村一百多张义愤填膺的脸。
我们上西村里唯有一只唢呐队。
平日里，无论逢年过节，或是烧香祭祀。亦或者有哪户人家办喜酒，成亲。再则是有老人喜葬，迁坟下墓。都是由这只唢呐队负责配乐。
今儿，对上西村来说，是个切切实实的大日子。
所以，这支唢呐队再次派上了用场。
他们有人背着明红色的腰鼓，有人手持着铜黄色的长喇叭，有人拿着盘子大的铜钹，有人攥着马尾巴编成弦儿的二胡。
一路上，唢呐队吹吹打打，声音昂扬，好不热闹。
有几个壮硕的年轻人，手里提着的，是一个三尺长水缸粗系的黄色笼子。
笼子都是用晒干，又反复浸过盐水的竹条编成，这些竹条交叉的编织成网状，材质又结实又有韧劲。
这种笼子，平日里村民们用它装鸡，装鸭，装牲口，装猪。
浸猪笼，说的就是这种材质坚韧的竹笼。
朱福顺走到我爹，娘的尸体面前。假惺惺的叹了一口气，然后向着身后招招手。便有三四个壮汉一拥向前。
他们解开了绑在铜柱上的铁链子，又用大剪刀铰断拴着我两根拇指的铁丝。
我从高高的门额上，‘啪叽’摔在了祠堂的门槛前，把地上激起了一片黄烟。
我一身的骨头架子都已经松散，瘫在地面，任由别人将我戳圆捏扁。
村民们驾着我的两只胳膊，像丢包袱一样，把我塞进竹笼之中。
这笼子拢共就只有一米长，我的身量太高，没法直挺挺地塞进其中。
他们就把我的脑袋和双腿折在一处，大头朝下，硬生生的往笼子里面踹。
我身上的关节都在‘咯咯’作响。真的好痛，可是我已然没有一丝力气再叫出声来，现在的我，就连正常呼吸都觉得奢侈。
这群人将竹笼的开口处，用绳索捆的结结实实。然后在笼子的缝隙里，插上一根长长的木扁担。
有两个壮硕的汉子，将笼子连同我，一起担上了肩。
朱福顺又指挥村民。
“把施老蔫儿一家三口的尸体也抬上，得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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