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言，但傲气却不比山东士族、江南士族子弟差，这些年轻人那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不亚于关陇权贵子弟。
对于世家高门，没有丝毫仰慕之情，对于商贾并无排斥之意，许多人虽然弓马娴熟，却更热衷于火器，炫起富来，其花样之多，让人无言以对。
若以传统的眼光看来，黄州子弟“非士，非农，非工，非商”，却有兼有士、农、工、商的特征。
可以说是士、农、工、商的混合体，其父辈，多为武人、文官、庶族子弟、宗族子弟、商贾，相互间的联姻和经济往来，意味着利益纠葛极深。
以当年的虎林军诸将为例，他们自知出身卑微，即便功成名就，也知道高攀不上士族，于是联姻对象大多是同僚，或者荆襄各地庶族、宗族，又有商贾、小吏，以及自己资助的寒门学子。
这些庶族、宗族以及商贾、官吏们也相互联姻，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荆襄势力群体。
随着荆襄势力蔓延到两湖地区（洞庭湖、彭蠡湖）、两淮、岭南以及江南，河南，联姻的对象群体逐渐扩大，一个基本上以庶族为基础的庞大利益集团逐渐成型。
而黄州子弟，实际上就是这个利益集团的新一代，是既没有郡望也没有阀阅、父辈却身居要职，士农工商混杂的“怪胎”。
这样的“怪胎”，绝大多数山东士族子弟不屑于交往，江南士族子弟也敬而远之，关陇权贵子弟倒不排斥，但两拨人在一起总是有些微妙隔阂：
黄州子弟喜欢说海外，对海贸感兴趣，关陇权贵子弟于此就没什么好说的：毕竟对于关陇地区而言，大海太遥远了。
这些年，房玄龄目睹了各种“黄州怪现状”，对于黄州子弟这一群体的认识也越来越深，他知道天子一直在大力栽培这些黄州子弟。
所以再这么下去，一群“新贵”群体就要出现了。
这些“未来新贵”，虽然有父辈的荫庇，却多以军校毕业从戎或计划靠科举考试入仕，自幼接受良好教育，有见识，不鄙视货殖之术，家中多以产业获利，家财万贯。
这些“未来新贵”，继承了士、庶之别中庶族对世家大族的“怨念”，却不会如庶族仰慕五姓七望那样，以能和世家大族结亲为荣。
在他们看来，代表着过去的“世家大族”，其魏晋风流已经过时了，什么五姓七望，不过是连庄园都维持不了多少年、没有见识跟不上趟的破落户。
这些“未来新贵”，认为昔年那些闭门成市、自给自足的大庄园就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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