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等等这样的大媒体进行历史知识的宣讲，我认为中央电视台是做了功德无量的好事。在这件事中，有的历史专家讲得不是很地道，或出现失误，或泥沙俱下，和总体的功德量比起来，微不足道。《康熙大帝》第一卷写出来后，有人跟我讲，要把康熙的阴险毒辣写足。我说，一定要把康熙的“大”写出来，只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有这种思维。我们对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了解多少？一些人对历史认知的愚昧长期以来是很令人忧虑的事情。掀起读史的热潮，可以说是文化上的一次全新理念的体现。我认为这件事是很好的。至于出现的问题，人民会给你提出问题，让你重新考量，重新纠正，重新去讲，这有什么不好？
我已经三次参加我们党最高的代表会议，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我都很荣幸地当选为党代表，来和全体代表共商我们党的大事、国家的大事。连续三次出席党的最高会议，对任何人说，都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我有几个感想：第一，南阳党员喜欢我，起码是不讨厌我；二，证明我的作品和我自己处世为人，起码说在社会主体唯善唯德方面，人们是认可的；三，我的创作事业还基本上不处于失败阶段。做事上遗憾不大，做人也不失败。
我的使命感很重。我不是社会学家，也不是政治家，我是一个作家。如果说作家应该是思想家的话，我是有思想的人。尽起义务我是可以，参加会议能起多大代表作用？我感觉“代表”这两字很沉重。作为作家，我参加会议主要是学习，聆听中央的指示，更多地对于社会民族前景，包括对于社会的进步，能够从党的声音上有更多的感悟，从代表参加会议讨论中汲取更多的营养。
（摘自《中华读书报》2007年10月13日舒晋瑜采访手记《二月河：硬着陆让我进入文坛》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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