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超说明书用药的原因。
2020年，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药剂科主任刘涛曾向《健康时报》表示，“在恶性肿瘤疾病治疗领域，超药品说明书用药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主要的原因确实是这个领域的科学研究和临床试验发展的速度相当迅速，而药品说明书的更新明显滞后于临床实践的发展。
超说明书用药亦即‘药品未注册用法’，是指药品使用的适应证、给药剂量、适应人群、给药途径等用法，不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说明书之内。”
而前文提到的新加坡系统性研究则指出，抗肿瘤药超适应证使用的部分原因，来自临床指南更新的延时，以及缺少足够的临床研究证据进行决断。7%-31%的超适应证用药，缺乏相关癌症诊疗指南或药理学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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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药物在不同环境下可能表现出不同的获益-风险曲线。比如，贝伐珠单抗等抗血管生成药物在转移性结直肠癌治疗中已经取得疗效。但在辅助化疗基础上加入贝伐珠单抗，不会给结直肠癌患者带来额外的生存获益。”而如张煜医生提到的“人财两空”的悲剧，除了医生的原因，患者强烈的求生欲与对医疗技术收益的高估也会是原因之一。
在知乎账号中，张煜曾提到了自己劝阻了一位月收入仅3000元且已卖房卖地倾尽家财的父亲，采用一种每月多花费数万，却只能将女儿的中位生存期延长两个多月的疗法。因为他认为，也许女儿能多活两个月，但父亲“都不知道以后会过上什么样的日子，寿命都能可能减少好几年”。
然而，癌症患者家属往往并没有那么理性。一位曾经历过家人癌症晚期的患者家属Y女士至今后悔未给父亲使用靶向药，尽管基因测序并没有对上。
“万一有效呢？”Y女士说：“对于肿瘤晚期、常规方案都失败的患者，‘不合常理的治疗’是最后一根稻草。如果试都不试一下，家属可能要背一辈子的心理债。”
在肿瘤患者的治疗决策中，西方正在流行的是一种医患共同决策的方法——患者在完全知情自己疾病信息和熟悉多个治疗方案利弊的情况下，综合考虑自己的各方因素，如：经济承受力、家庭结构、工作性质等，最终作出最适合自己的医疗决策。在中国的现实中，医患之间的这种充分沟通几乎是奢望。
而沟通的缺失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又成了普遍存在的，未经严格临床证实的诊疗方案的温床，而监管的缺位又进一步助推了这种乱象。像监管抗生素一样监管抗肿瘤药物，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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