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光遗忘。
事实上，司马光五月二十六拜门下侍郎，六月初，京师就已盛传苏轼即将被启用。到六月下旬，身居常州的苏轼，就接到了起复的诏令。
算算从东京到常州一千五百多里的距离，几乎可以说，司马光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决定重用苏轼了。
更重要的是：苏轼的新官职，是以朝奉郎起知——登州！
是的，事情就这么巧，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登州阿云案遇到了陈慥，而苏轼恰好就任登州知州！
据毕晶所知，苏轼在知登州军事任上，只做了十天，就又接到新的诏令，以礼部郎中召还。
仿佛上天注定，苏轼就是为了处理这件事请来的。一想到这一点，毕晶就不由得怀疑，冥冥之中，是不是真的自有天意。
比这更重要的是，苏轼离开登州赴京，到任礼部郎中仅十日，就又迁起居舍人这一重要职位。随后就是接连的升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后兼经筵侍读，龙图阁学士……一年之内，连升数级。
当然，这种青云直上的状态，苏轼也没能保持多久。这位满肚皮不合时宜的大文豪，在目睹了诸多朝政弊端之后，居然没有全心全意加入旧党一伙，反而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新法中某些有利的部分采取了坚决维护的态度，深为旧党所恶。再加上元祐二年真正的君子司马光去世后，元祐党争愈演愈烈，苏轼作为蜀党首领，被老冤家程颐为首的洛党和刘挚为首的朔党联合攻击，心灰意冷，接连请辞。终于在元祐四年，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浙西路兵马钤辖兼知杭州。随后，苏轼的官路就一溜儿落落落，再也没有起了。
虽然对苏轼后半生的命运颇为感慨同情，但毕晶知道，这一次，以苏轼的为人和名望，不但能够压住阿云案，更能在随后的日子里，在朝中平衡新旧党的势力，将历史一点点扳回原本的轨道上。
因为这位名动天下的超级才子，不但历来被归为旧党，对熙宁变法不遗余力地攻击，并因此而屡遭贬斥，和司马光一干人臭味，啊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甚至和新党中坚人物章惇，都是同科进士，更是青年时代的老朋友，私底下的交情，不是一般的深。
很显然，陈慥也持同样的判断，因为毕晶几乎一提到苏轼的名字，他就立刻点头表示同意。而且苦笑着摇摇头：“本来，我是想等他来登州的时候，好好下下功夫劝劝他来着，现在看来，是不需要了……”
所以，在狠狠瞪了这个妄图干扰历史大势的家伙一眼之后，毕晶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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