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做我认为是不够的，儿童教育方面报纸可做很多工作，但现在我们没有。”
他流露出对办教育报纸的强烈愿望，但又屡屡说出“如果我负责”、“如果我有这个权力”等，似乎已经有了一点怨气。
看来他对现在拥有这份报纸的家族领导人并不满意！
黎耀阳心中偷笑，这倒是一个可以利用的点。
跟这位总编辑聊得有点久，错过了下一个安排。
中午12：30，比约定的时间晚半小时来到女评论家特鲁迪的办公室。
是的，这是一位女评论家，在女性刚刚获得投票权的国度，出现了一位女评论家，着实让人意外。
而且从她拥有的独立办公室来看,她的地位可不低。
罗森塔尔介绍时说，特鲁迪评论委员会委员和国际事务专栏作家。
即便如此,这位社论部的女评论家地位确实很高，拥有自己的独立办公室不说，收入也比同资历的编辑记者高。
特鲁迪一见到黎耀阳，就表示出既惋惜又着急的样子。
她说她很想与黎耀阳好好交谈一番，但现在她要赶一篇稿子并且参加1点钟的评论委员会会议。
所以她只能和黎耀阳谈十来分钟。
对此，黎耀阳只好为自己的迟到表示歉意，同时也流露出一丝遗憾。
他很想跟这位女评论家好好聊聊，究竟凭什么能坐到这个位置，靠某种颜色的交易？不现实，这女人真心不漂亮。
不等黎耀阳开问，特鲁迪便很急切的说：
“我们评论委员会每周举行三次会议。在无会议的那些日子，社论版主编会到我们办公室遛达，和每位评论员谈话，了解选题情况。
我们参加会议之前，必须准备好打算撰写的社论选题及相关背景材料。
我们每个人都有厚厚的记录本，以便可以将一些选题线索和思想随时记录在本子上，开会时拿着本子去就好。”
说着，她展示了一个咖啡色牛皮本，厚实程度堪比某人的脸皮。
特鲁迪的语速很快，似乎想讲所有话压缩在这10来分钟：
“我过去包干了所有国际事务方面的社论，现在不这样干了。
现在我要写我自己的专栏文章，那是一个国际事务专栏，每周两次。
这个专栏是游动的，有时会出现在头版，有时出现在评论版。
当然，这个专栏也会进入我们的电讯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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