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质上就是皇帝和中央权威的体现。
其中，自秦汉至唐初，律令和敕令一旦相违，都是都是以律令为主，律令高于敕令。
自唐初至五代十国，中央集权越来越高，律令、敕令则是隐隐并驾齐驱，乃至于敕令隐隐高于律令。
不过，大周一朝，却是从未有过相关争论，尚未正式决出高低。
此外，治国理政，九成九的政令，其实都是敕令。
这主要是律令不可更改的缘故，变法者唯有以敕令为变法政令的主要载体。
反对者注重敕律之争，主要就是律令几乎不会有任何变更，可谓是典型的“祖宗之法”。
律令是君王亦或是中枢根据治政需求暂定，偏向于“暂时性”。
唯有偶尔的一些已经偏向于可百十年长久执行的敕令，方才有可能被编为编敕，也就是类似于《嘉祐编敕》的形式。
但不论如何，律令就是律令，敕令就是敕令。
阿云案，就此演变为了敕律之争，反对者与支持者的理论之争。
由此，庙堂之上，也就有了关于阿云案的三大辩论：
其一，就是是礼大还是律大？
这一论题，本质上也就是阿云究竟是不是“妻杀夫”。
刑部的人认同许遵的观点，达成了意见一致，但太常寺和礼部的一些人却是不太认同。
主要是从“礼”的角度，阿云的叔父已经受了彩礼，阿云和韦阿大已经到了纳采的地步，构成结亲事实。
就算是阿云尚在服丧，也不影响这一事实在礼教层面被认可。
不过，这一争论水花不大。
主要是太常寺和礼部也内讧，不少人还是认为服丧钦定婚事不合礼制在先，纳采在后，两者有一定的先后顺序，许配不合礼制，也不合法。
其二，阿云算不算自首？
这一争论，根据《大周刑统》和《嘉祐编敕》，各执一词，难有分说。
其三，究竟是律令大，还是敕令大？
这是变法支持者和反对者争论的核心点，也是大理寺、刑部和其他司衙的争论核心点，也是道统之争的决胜点。
凡是政令，十之八九都是敕令。
于反对者而言，若是可借机定下律令高于敕令，也即意味着日后的变法政令都得顾忌律令的存在。
就此，反对者也算是有了尚方宝剑，可借此为由，阻挠一些不太认可的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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