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上的血色一瞬间褪得干干净净，但她没有哭。她蹲下来，跟阿贝一起把养父抬进屋里，烧水、擦血、上药、包扎，从头到尾没有掉一滴眼泪。一直到夜里，阿贝起来上茅房，路过养父母房间门口，才听见里面传来压抑的、断断续续的哭声。那声音很轻很轻，像是怕吵醒了谁。阿贝站在门口，指甲掐进掌心里，没有推门进去。
她回到自己房里，把包袱打开，开始收拾东西。
第二天一早，她站在养父母面前，说：“爹，娘，我要去上海。”
养父躺在床上，瞪着眼睛看她。他嘴皮动了动，想说“不许去”，但他没有说出口。因为他比谁都清楚，这个女儿跟他一样倔，一旦做了决定，十头水牛都拉不回来。况且，他的伤确实需要钱治，镇上的郎中说，骨头的伤得吃好的，还得配上几味金贵的中药，没有几十块大洋下不来。几十块大洋，够他们全家吃三年。
养母也没拦她。养母只是沉默了很久，然后起身走进里屋，翻出了那块藏了十六年的玉佩。
“这是你亲爹亲娘留的。”养母把玉佩放进阿贝手心里，玉佩上还带着箱子底的凉气，“去了上海，要是实在过不下去了，就拿着这个去找你的亲人。大户人家，总不会不管你。”
阿贝把玉佩攥在手心里，攥得骨节发白。
“我不找他们。”她说，“我去挣钱，挣够了就回来。”
养母没有说话，只是把她揽进怀里。那是阿贝记忆中，养母第一次这么用力地抱她。这个一辈子在水上讨生活的女人，骨头硬，脾气硬，从不轻易掉眼泪，从不轻易说软话，但她抱女儿的手在发抖。
乌篷船在河上走了两个时辰。
太阳从东边升起来，把雾气驱散了，河面上铺了一层碎金。两岸的村庄渐渐多了起来，屋顶上升起袅袅炊烟，偶尔能听见公鸡打鸣和狗叫。再往前走，水面越来越宽，船只也越来越密，有运粮的漕船，有载客的渡轮，还有汽笛声从远处传来，像一只看不见的巨兽在沉闷地呼吸。
阿贝知道，快到了。
养父把船靠在一个小码头上。这个码头比清水镇的大得多，石砌的岸墙有两层楼那么高，岸上人来人往，挑担的、拉车的、扛麻袋的，每个人都在扯着嗓子喊话。空气里的味道也变了，不再是水草的清香和油菜花的甜腻，而是煤烟、汽油、炸豆腐和汗臭混在一起的复杂气味。
阿贝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就是上海。
“到了。”养父把竹篙收回船上，蹲在船尾，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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