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贝到上海的第三天，身上的钱就见了底。
她站在四马路和浙江路的交叉口，背上背着一个蓝布包袱，里面装着两件换洗衣裳和一套刺绣工具。包袱最深处缝着一个暗袋，半块玉佩用红绳系着，贴着心口的位置，被体温捂得温热。上海滩的秋天一点也不像江南水乡——风是硬的，裹着煤烟和油炸臭豆腐的气味，从早吹到晚，吹得人眼睛发干。街上的人走路像在赶火车，没有人看她一眼，也没有人告诉她该往哪里走。
她已经在街上转了两天，问了七家绣坊，没有一家愿意收学徒。前六家看她穿着土布衣裳、脚上一双磨破了边的布鞋，连门都没让她进。第七家在法租界边上，门面挺气派，掌柜的倒是让她进去了，但一看她带来的绣品——那些她在水乡一针一线绣的帕子、荷包、扇套——就笑了。
“小-妹-妹，你这是乡下的土绣，拿到上海滩卖不出价钱的。”掌柜的把绣品推回来，“你要想学，先交二十块大洋的拜师费。学满三年出师，出师之前没有工钱。”
二十块大洋。贝贝摸了摸包袱里仅剩的三个铜板，说了声谢谢，转身走了。
她不是没想过回去。渡船码头就在外滩那边，沿着苏州河一直往东走就能走到。她可以买一张最便宜的船票，顺着来时的水路回到那个芦苇环绕的小村子。可是养父躺在床上的样子一直在她脑子里转——那张被伤痛折磨得蜡黄的脸，那只因为没钱买药而越来越肿的膝盖。家里能卖的都卖了，能借的都借了。她来上海，不是来碰运气的，是来挣命的。
第五天傍晚，她走到了南市老城厢的一条窄巷子里。巷子深处挂着一块被煤烟熏得发黑的木招牌，上面写着三个字：锦华绣坊。
招牌很小，字是用毛笔写的，没有描金，没有上漆，和其他铺子那种描龙画凤的大匾额比起来寒酸得不像话。但贝贝注意到门板上的插销是铜的，被磨得锃亮，说明这扇门每天都要开关很多次——有生意。
她站在门口深吸一口气，推门进去。
店里只有一个人。一个女人，三十五六岁的样子，穿一件靛蓝色的竹布旗袍，袖口卷到肘弯，露出两截白净的手臂。她正坐在绣架前，手里捏着一根比头发丝还细的绣花针，对着光穿线。听见门响，她抬起头来。
很多年以后，贝贝还记得苏绣娘抬头看她时的那双眼睛——眼角微微上挑，瞳仁像两颗黑葡萄泡在水里，又亮又深。那目光不凶，但利，像是能把人从外到里看个透。
“有事？”苏绣娘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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