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从来没有跟她讲过什么大道理，只是在她绣活做得不好的时候说“慢慢来，不急”，在她被人欺负的时候说“阿贝不怕，妈在”。
“你养父母……对你好吗？”林氏问。她的声音还是哑的，但稳了一些。
“好。”贝贝说，“养父前年走了。养母去年也走了。”
林氏的眼眶又红了，但她忍住了。她伸手拿起包袱里的襁褓，抖开，低头看着那圈忍冬花边。
“这是我绣的。你出生前一个月，我天天坐在窗下绣，绣了拆，拆了绣，总觉得不够好。你爹说，不用那么讲究，孩子长得快，穿不了几天。我说不行，这是第一个孩子，什么都得最好的。”
她说到这里停住了，把襁褓折好，放回包袱里。
“后来你们俩生下来，一模一样的两张小脸，你爹抱着你们在屋里转圈，说‘我有两个千金了，这辈子值了’。他把你们的名字写在红纸上，贴在床头，天天看。”
贝贝听着，手里的茶杯慢慢凉了。她能想象那个画面，一个她从未见过的男人，抱着两个襁褓中的婴儿，在屋里转圈。那个画面和她的水乡童年隔得很远，远得像另一个人的故事。但她的血管里流着这个男人的血，她的眉眼是这个男人给她的。
“他是什么样的人？”贝贝问。
林氏抬起头来，目光越过贝贝的肩膀，落在堂屋墙上那幅照片上。贝贝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照片里的男人穿着长衫，戴一副圆框眼镜，面容清瘦，嘴角有一丝温和的笑意。
“他啊。”林氏的语气忽然变得柔软了，像冬天里的热水，冒着看不见的热气，“他是个读书人。家里本来薄有田产，他不爱种地，考了功名，后来又学了法律，在沪上做律师。他常说，法律是天底下最讲道理的东西，谁有理谁没理，翻开法典一看就清楚。可是后来他自己栽在这上面了。”
她顿了一下。
“赵坤伪造的那份通敌证据，是一份法律文书，上面有你爹的签字和印章。你爹在法庭上一条一条驳斥，说文书是假的，签字是临摹的，印章是私刻的。法官不听。后来你爹被关进大牢，他在牢里写了一封申诉书，写了三十多页，用血按的手印。他说，他不怕死，但要让后人知道，法律这个东西，在有权有势的人手里，就是一把杀人的刀。”
贝贝攥紧了茶杯。她想起养父在水乡码头上被恶霸“黄老虎”的人打伤的那个晚上，她跪在床前给养父擦血，养父攥着她的手说“阿贝，别跟他们硬碰，咱们斗不过”。后来她带着刺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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