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了一层极薄的膜。他低头看着自己交叉的双手。那双签字的手，签过无数份合同，扭转了三十年的生意，现在也签下了今天这份。
他忽然想起陆云十岁那年，他把儿子扛在肩膀上去鹅岭公园看元宵灯会。那年的灯会特别热闹，山城的人倾巢而出，整座鹅岭被灯笼和烟火照得如同白昼。陆云骑在他脖子上，手指着远处一栋正在装修的商务楼——那栋楼的外墙还搭着脚手架，绿色的安全网在夜风中轻轻鼓动——问他：爸，那栋楼是谁盖的。他当时笑着说是爸爸盖的。陆云说：我以后也要盖楼。比那个更高。他说：好，爸等你盖。
那一年陆云的门牙刚掉，说话漏风，笑起来像一只小松鼠。他骑在他脖子上，两只小手抓着他的头发，抓得很紧。人潮拥挤，他扛着儿子走了将近两个小时，第二天肩膀贴了膏药。那张膏药是沈佩兰给他贴的。她说你这么大人了，儿子要看灯你不会让他骑在你肩膀上看，自己走了两个小时不喊累。他说他不累。他那时候真的不累。扛着儿子看灯，怎么会累。
他刚才签了一个字。他不知道那个字会把儿子送回他身边，还是会把他推得更远。他只知道，坐在他对面那个姑娘，她的手很粗糙。虎口有茧，指节粗大，手背上有旧疤。那不是一双签合同的手。那双手织毯子，捻念珠，擦雕像，埋在废墟下面十个小时。那双手刚才放在他面前，掌心朝上。她什么都没有说。但她什么都给他看了。包括那道从食指根部延伸到手腕的白色旧疤。包括金刚结上每一股编得极紧的细线。包括她在说“我欠他的”时，声音里那一丝极淡的、几乎被咳嗽声盖住的颤抖。
他端起那杯凉透了的普洱，一口喝完。然后从公文包里拿出手机，拨通了沈佩兰的号码。
“是我。她刚走。”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她答应了吗。”
“她没有说。但她会。”
“你怎么知道。”
“因为她在还债。”他顿了顿，把手机换到另一侧。“你之前说，那个毯子上有一朵花。你说那朵花很小，不注意根本看不到。你说她浪费了时间，在没有人能看到的地方。”
“嗯。”
“我今天看到了。”
他挂了电话，把手机放回公文包。窗外的LED大屏又换了一轮广告——手表的广告终于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则公益广告，画面是一个小女孩在给妈妈洗脚，字幕写着“常回家看看”。他站起来，拿起公文包，推开茶室的门，走过铺着暗红色地毯的走廊，乘电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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