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训练最初没有让她变强，反而让她做题速度明显下降。九月中旬的一次周测，她从B组第五掉到第九，回来以后把卷子摊在宿舍床上看了半小时，发现自己有一道十五分的题明明十分钟能做完，却花了二十四分钟反复检查一个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参数区间。她没再像第一次那样去操场跑六圈，只是在群里给原既白发了一张排名截图，把自己的名字圈出来，又在旁边写了一个很小的“9”。
原既白那天正值县一中月考。他没有问她为什么又掉，只拍了一张自己的数学卷子发过去。选择题第二题被红笔打了一个很大的叉，题目简单得让江遥看完都不敢相信。她问：“你故意的？”原既白回，说不是，真的看错了符号。江遥盯着那道题笑了半天，随后很不厚道地把图片保存下来，说以后如果他再摆出“我早就知道”的样子，就把这张图打印出来贴他背上。原既白只回：“你敢。”两个人没再聊她的第九名。第二天江遥重新打开卷子时，那种必须立刻证明自己没有退步的焦躁已经轻了一些。
真正让她重新找到感觉的是实验课。学校竞赛组每两周有一次实验训练，B组能用到的器材不如A组多，却足够把很多纸面上的聪明弄得很狼狈。第一次测电阻，江遥读数很快，数据也做得漂亮，最后却因为接线顺序不规范被扣掉一大块；第二次测摆，她嫌别人测十几周期太慢，坚持用自己的方法减少次数，结果误差大得无法解释。杜老师没有说她“浮”，只让她和同桌把两套方案都做完，最后把数据并排贴在黑板上。江遥看见自己的曲线明显比另一组散时，脸有点挂不住，晚上却一个人在实验室又做了两遍。第三遍结束以后，她忽然发现自己过去最喜欢的是“找到一种更聪明的方法”，可实验并不在乎方法是不是聪明，它只在乎世界到底有没有按你想的那样发生。
十月第一次重新分组考试前，江遥已经不再说“我要进前十二”。不是放弃，而是她发现这句话说多了没有任何作用。考试前一晚，她照常十点半停笔，程岚来宿舍借吹风机时，看见她居然没在做题，问她是不是想通了。江遥说没有，只是再做到十二点也不一定多两分。程岚摸了一下她额头，确认没发烧，拿着吹风机走了。江遥关灯以后其实很久没有睡着，脑子里不断出现那条红线、十七、十一分和隔壁A组的门。后来她索性坐起来，拿手机看了一眼原既白有没有消息。没有。她想给他发一句“明天考试”，又觉得他本来就知道，最后把手机放回去，躺到天快亮才真正睡沉。
第二天的卷子比上一次难得多。第一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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