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第一次在商业谈判中觉得自己准备的东西不够。他准备了数据、方案、政策条文、法律路径、人脉资源——他没有准备的是：三个比他穷得多的校长，来教他什么是站在同一块土地上。
他把眼睛闭上，再睁开。活体数据库自动运转——四所学校的教育资源、师资结构、学生数据、社会影响力、政策契合点——在脑内形成一个立体的申请方案框架。然后他站起来，走到会议室角落的饮水机前，接了一杯凉水。喝完。走回来坐下。
“三位校长，从今天开始，我们不叫四校联合。我们叫教育创新示范区试点联盟。”林凡从公文包里抽出陈嘉禾给的那份手写名单，平铺在会议桌上，“这里有一份名单。十一个地级市基教科科长，七个是陈校长的学生。今天下午四点开始，我们一起打电话。”
他把苏瑾瑜传真过来的预审意见翻到背面，用铅笔开始写方案框架。
“我们的申请方案核心词不是‘创新’，是‘公平’。教育公平、机会公平、土壤公平——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一所留守儿童学校、一所特教学校、一所民办实验学校，四类样本，覆盖了中国基础教育的四种困境。省级教育部门的官员需要政绩，而最好的政绩不是一所名校的录取率，是一套可以被复制的教育公平模式。”
马校长看着林凡在纸面上快速画出的逻辑图。那图画得很简练——四所学校的位置、各自对应的社会问题、联合后可以形成的政策示范效应，像一个四角的钉子，钉在浙江教育地图的正中间。
“这个方案，能说服省里的人？”蔡校长问。
“方案不能说服任何人。”林凡抬起头，“能说服人的是你们。”
他在联合申请书的第二页，用铅笔写了三个字——“请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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