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8月的鄂南大地，被连绵的秋雨泡成了一滩烂泥。
汀泗桥，这座横跨在淦水之上的千年古桥，此刻正被硝烟和死亡所笼罩。桥下的河水早已不再是清澈的溪流，而是被上游冲刷下来的血水染成了暗红褐色，水面上漂浮着军帽、绑腿、断裂的步枪，偶尔还有一匹无人驾驭的战马，睁着不甘的眼睛顺流而下。
沈砚之蹲在距离桥头不到八百米的临时指挥所里，用望远镜死死盯着那座在雨幕中若隐若现的石拱桥。
指挥所设在半山腰一处被炮火削平了顶的松树林里。几块油布勉强搭起了一个遮雨棚，底下摆着一张铺着军用地图的行军桌。桌上的煤油灯被风吹得忽明忽暗，灯焰将沈砚之的侧脸映照得明暗不定，像一尊被岁月和战火反复雕琢的石刻。
他今年三十九岁了。
镜子里的人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看过自己了——两鬓斑白，眼窝深陷，颧骨高高凸起，嘴唇上干裂的口子结了痂又裂开。身上的灰布军装早已看不出原本的颜色，泥浆、硝烟和血渍混合在一起，硬得像一层铠甲。
但他那双眼睛依然锐利。
透过望远镜的镜片，汀泗桥的防御工事一览无余。吴佩孚的军队在桥头构筑了三层火力网：第一层是架在桥面上的七挺马克沁重机枪，呈交叉火力配置；第二层隐藏在桥两侧的山坡上，是捷克式轻机枪和步枪组成的阻击阵地；第三层设在桥后一公里处的铁路路基上，那里架着两门七五山炮，炮口正对着桥面和河道。
"***吴秀才，还真会选地方。"参谋长韩世荣端着一碗凉透的红薯粥，站在沈砚之身后骂了一句。他比沈砚之大五岁，头发全白了，但那股子从山海关一路带出来的狠劲儿一点没减。"这桥宽不到五丈，两边全是水，正面硬冲就是送死。"
沈砚之放下望远镜，揉了揉发酸的眼眶。他已经在这个位置上盯了整整六个钟头，眼睛胀痛得像是要裂开。
"不是吴佩孚选的地方，"他声音沙哑，像砂纸摩擦过粗糙的木板，"是地理选的。汀泗桥是通往武昌的咽喉，淦水在这里形成一个天然的隘口，桥是唯一的通路。吴佩孚把主力三个师全压在这里，就是要让我们啃不动这块骨头。"
韩世荣把粥碗往桌上一顿："那怎么办？总司令那边催得紧，说再拿不下汀泗桥，整个北伐战线都要被拖死。唐生智的第八军在湖南被赵恒惕缠住脱不开身，我们第四军要是顶不上去，武昌就是一座死城。"
沈砚之没有立刻回答。他走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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