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一直下去,问题可能不是它算不算得准,而是预测本身一旦进入系统,就会改变系统。”
林砚站在黑板前看了她几秒,随后把原来的箭头擦掉一半,重新画了一条从“预测”指回“人”的线。“这就不是单向预测了,”他说,“观察者也进来了。”
江遥喜欢这一刻。
不是因为自己说对了,而是一个问题在几句话之间突然多出一层。她从“机器预测人”这个简单结构里看见了反馈,然后反馈又改变原来的问题。活动结束以后,林砚叫住她,说暑假城市热环境那个项目他听老师提过,问她有没有兴趣参加学校正在准备的一个跨学科研究小组。题目还没定,可能会涉及传感器、城市数据和简单模型。
江遥没有马上答应,只问:“谁定题?”
林砚说:“现在还没人。”
她说:“那我参加。”
当天晚上,她把这件事发给原既白。
原既白第一反应果然是问“你们要用什么模型”,江遥看到以后笑了一下,回:“还不知道,你又来了。”原既白这次很快意识到,改问“那你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什么”。江遥便把下午那个自由选择的问题说了一遍。两个人隔着两个城市聊到很晚,从预测说到围棋,又说到那个旧电脑里的猜数字程序。
原既白说,如果程序只是根据历史调整撒谎概率,本质上仍然可以完全预测,因为规则是自己写的。江遥问,如果它以后能自己修改规则呢?原既白说那也不等于自由,只是规则修改规则。江遥又问,如果修改方式本身受到经历影响、还带随机性,而且连设计者都无法准确预测具体结果呢?原既白沉默了几秒,说“无法预测”和“有自由”仍然不是一回事。
“我知道。”江遥说,“但它们可能会越长越像。”
两个人没有争出结果。
十一点以后,宿舍开始查寝,只能挂电话。江遥躺回床上时仍然在想那个问题,却也想到另一件更小的事:今天如果林砚没有点她,她也许不会说那句话;如果上午机器人没有转错方向,她也许又会从另一个角度想反馈;如果原既白几年前没有做那个会撒谎的猜数字程序,她可能根本不会对“规则能不能改自己”如此敏感。
一个想法究竟从哪里开始,很难说清。
同一时间,原既白回到县一中宿舍,舍友已经睡了两个。他把台灯调暗,打开季闻临走前送他的那本竞赛题册,书页里夹着一张季闻最近从市里寄来的信息学训练表,上面写满算法名称。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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