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边印着一句话：**今天不许在教室里找问题。**
下面立刻有人问能不能去博物馆。
叶教授说可以。
又有人问能不能坐地铁去很远。
“钱够就去。”
有人问调查多少人算够。
“够你相信自己不是只听见一个人的意见。”
还有人问下午几点回来。
“六点。”
活动组织者只规定三件事：不能冒险进入施工场地、医院病房等有安全和管理要求的区域；采访别人必须先说明自己是学生，对方不愿意就立刻停止；晚上回来时，每组只需要回答三个问题——你们今天看见了什么，你们原先误会了什么，明天准备继续追什么。
“不要急着提出解决方案。”叶教授最后又提醒，“学生特别容易出去半天，就想回来拯救世界。先把世界看清楚一点。”
第七组走出校门以后，五个人站在人行道上，第一次真正发现“不规定方向”也可以是一种麻烦。
苏棠主张随便走，哪边陌生往哪边去；赵峤想去电子市场，理由是那里肯定问题多；何牧对旁边老城区更感兴趣，因为地图显示那里有一条河和几个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住宅区。原既白本能地想先选一个观察框架，比如交通、环境、公共设施、人群行为，顾遥听完只说：“你已经开始找答案了。”
原既白问：“我连问题都还没找。”
“你先决定问题应该长什么样了。”
这句话让他停了一下。
最后真的由苏棠决定，方法非常不科学：她站在校门口闭着眼睛转半圈，手指停在哪个方向就往哪边走。赵峤说这种方法没有任何依据，苏棠已经迈出去十几米，只回头喊了一声：“所以公平。”
他们先穿过大学旁边一条商业街。上午九点多，打印店刚开门，奶茶店还没营业，早餐摊的蒸汽却已经散到路中央。几个人一开始像游客，看什么都像问题：店门口电动车停得太乱，垃圾桶分类标志和实际投放完全不一致，公交站没有遮阳，盲道被共享单车堵住，甚至连早餐摊塑料袋太薄都被赵峤提出来。原既白在本子上记了十几条，越记越觉得哪里不对——如果一个城市走十分钟就能找到十几个“问题”，那大多数所谓问题可能只是“我看见一个不完美的地方”。
走到十字路口，他们停了下来。
前面红灯还有四十多秒，可几个行人已经顺着车流空隙穿过去。一个送外卖的骑手直接从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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