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遥第二天真的去了B组，而且去得很早。八点半上课，她八点零五分就到了，教室里只有三个人，其中一个正趴在最后一排补觉。A组在隔壁，两间教室共用一段走廊，门都开着，她把书包放下时，正好看见陆徊从另一边进去。陆徊也看见她，停了一下，似乎想过来打招呼，江遥却先低头从包里拿书。那一瞬间她自己都知道有点幼稚——陆徊第三名不是他的错，甚至他如果故意装作没看见，她可能会更难受。好在陆徊只是隔着走廊问了一句“昨天那题补出来没有”，江遥说“出来了”，他点点头便进去了，没有安慰，也没有说下次一定行。她反而舒服了一点。
B组第一堂课仍是杜老师讲力学。江遥原以为自己会觉得题太简单，真正坐下来以后才发现，老师甚至没有提她那张卷子，只连续出了三道看上去并不难的小题，要求所有人不能只写答案，必须把运动状态为什么成立、什么时候失效、参数在哪些区间切换全部写清楚。第一题江遥十二分钟就有了方向，却足足用了二十七分钟才把所有条件补完；第二题更糟，她为了不再犯“条件未证”的错误，把每一个边界都检查得过细，最后别人已经做到第三题，她还在第二题中间。那种感觉比不会做更折磨：过去她嫌自己跳得太快，现在强迫自己每一步都踩实以后，又像忽然被绑住了腿。
下课时，杜老师从她桌边经过，随手翻了一页草稿，只说：“又走到另一头了。”江遥抬头问什么意思，他指了指她密密麻麻写了半页的条件判断，说以前的问题是没检查，现在的问题是恨不得给每一个空气分子写身份证。周围几个学生笑起来，江遥也想笑，却多少有点恼。杜老师没继续，只把她草稿最上面一句圈起来：“你真正需要证明的只有这个，剩下那些是你为了让自己安心加的。”江遥盯着那个圈看了一会儿，第一次发现“严密”和“把所有可能都穷尽”也不是一回事。
接下来一个月，她的生活忽然变得非常窄。白天正常上课，晚自习完成校内作业以后，剩下时间几乎都给了物理。过去她做题有一个很明显的习惯：碰到喜欢的题会一直追，碰到纯计算、长推导或者实验误差分析则容易失去耐心。现在她给自己弄了一本很薄的黑色笔记本，不抄漂亮解法，只记自己“本来以为不用做”的东西。第一页写的是“条件未证”，第二页是“只检查了主分支”，第三页是“量纲最后才看”，第四页则更难看——“知道怎么做，不等于做完”。写到十几页时，那本东西已经不像错题本，更像一份她自己非常不愿意承认的性格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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