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窗女生说刚暖和一点，别开。到了下午，甚至有人开始把外套挂在装置前面，嫌那个红光看着烦。原既白站在后排看见这一幕，没有生气，只觉得非常熟悉：东西工作正常，不代表人就会照它做。
苏棠听完当天反馈，笑了很久，说他们花了两个星期做出一个会被学生用校服挡住的红灯。赵峤反而有点受打击，因为他把外壳做得相当认真。第二版没有增加更多功能，恰恰相反，他们把“警报”拿掉，开始试另一种方式：灯不再提示“你应该开窗”，只显示教室过去二十分钟空气变化，并让坐在不同位置的人自己选择是否通风。苏棠又提出轮换——每周由不同座位的人决定什么时候开、开哪一扇，避免永远由靠窗的人承担寒冷。原既白最初觉得这已经从工程问题跑到了班级规则，后来没有反对。因为他们真正想改变的不是一个数值，而是一群人怎么共同承担一个很小却持续存在的成本。
第二轮效果明显好一些。学生会看曲线，甚至开始猜什么时候会变红；有人发现只开后门和一扇上窗，也能让数值缓慢下降，冷风却没有那么直接。一次数学课后，班里自己试出了“下课全部开两分钟、上课只留上方小缝”的办法。原既白没有把这个结果写进程序，因为那不是程序发现的，是班里的人自己折腾出来的。他只把不同通风方式下的数据重新记录。赵峤随后把设备做成可以夹在窗框旁的小盒子，苏棠则坚持把操作说明缩到三行。
他们第一次把完整原型拿去省城测试，是十二月初。
那天刚好是江遥A组训练结束的周六。她原本说只过来看半小时，最后从下午两点待到晚上八点。原既白他们借到一间空教室做模拟测试，又去隔壁晚自习班观察真实情况。江遥坐在窗边看了一会儿，很快提出一个问题：“你们这个传感器放哪里？”
赵峤说离地一米五左右，靠墙。
“每个教室都一样？”
“差不多。”
江遥没有继续说，只把设备从墙边拿下来，放到教室中间一张空桌上。十分钟以后，两边读数开始出现差异。差异并不大，几十到一百多，但当门刚打开、学生进出频繁时，差距会更明显。原既白把两个传感器互换位置再测，结果仍然存在。
赵峤说可能是空气混合不均。
江遥点头，又问：“那你们比赛展示的时候，准备告诉评委哪个数是真的？”
没人回答。
他们一直以为“二氧化碳浓度”是一个教室只有一个值。真正测下去才发现，靠窗、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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