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木屋里跟我说他爱我。他没有用英文说，没有用中文说，他说的是——‘爱’。只有一个字。但他的眼睛说了所有话。我握住他的手。他的手指在发抖。不是冷。我知道那种抖。是太在乎了。”
“洛萨节。他来了。阿爸雕了一只小牦牛送给他。阿妈在佛前供了一整夜的红绳。我给他系在手腕上。他说在我们那儿，红绳是拴住一个人的意思。我说在我们这儿，是拴住一辈子的意思。他大概以为我在开玩笑。我不是开玩笑。我从来没有给别人系过红绳。他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阿妈后来说，夏尔巴人的女孩子，红绳不能随便给人系。系了，就是一辈子的事。我跟她说，我知道。我系的时候就知道。”
他翻到中间。有一页上没有写字——只画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太阳，用铅笔画的，射线歪歪扭扭，有几根太长，有几根太短。旁边用中文写着：“他的名字叫太阳。”那几个字和她写在汉尼词典里的一模一样，但这一次她没有把太阳画在“爱”字旁边。太阳自己就是答案。
他继续翻。
“重庆很冷。不是冷在皮肤上，是冷在骨头上。他妈妈不喜欢我。他爸爸看我就像看一份要签的合同。我知道我不够好——在他们看来。没有学历，没有钱，没有拿得出手的家庭。只有一双手。这双手能织毯子，能在山上带路，能在最冷的冬天把酥油茶煮得刚好能暖他的胃。但在重庆，这些都不够。这里的‘够’和加德满都不一样。这里的‘够’是一个数字——账户里有多少钱，名片上写什么头衔，家里做什么生意。我不知道我的数字是多少。我只知道我的毯子能卖多少钱，我的向导费能赚多少。这些数字太小了。小到在他爸面前，它们就是零。”
“今天晚上他爸把我约到酒店去了。一个人。他说了很多——三千员工、恒通的项目、陆云的前途。他说如果我愿意离开，他可以帮我家还清债务，帮我家重建旅馆，帮我家对接国际登山队。他的声音很平静，每句话都像在谈合同条款。我坐在那里，冷气太冷了，我起了鸡皮疙瘩。他以为我在发抖。我不是在发抖。我在算账。我在算，我走，他得到什么。我留，他失去什么。算完了。我欠他的。从一开始就欠他。他不是债主。他是我欠债的那个人。欠他一个不用做选择题的未来。欠他一个不用和他爸决裂的借口。”
他把纸缘捏皱了。纸缘在他的拇指和食指之间变成了一个极小的褶皱，像她在法餐厅里蹲下捡钞票时那些被攥了很久然后被抚平的钞票上的皱痕。他松开手指，把皱痕抚平，继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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