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他低头看着手腕上的念珠。一百零八颗。每一颗她都捻过。在加德满都杜巴广场，在费瓦湖船上，在郎当山谷木屋，在和平塔月光下，在重庆公寓沙发上，在梧桐絮飘舞的窗前。她把它们从阿妈手上接过来，又把它们戴在他手上。她说旧的给你，新的留给我。现在旧的在他这里，新的还在她那里，隔着整座喜马拉雅山。
手机响了。
不是闹钟，不是微信提醒，不是任何他预设过的铃声。是一个国际号码，来自尼泊尔。他看着屏幕上那一串数字，手指僵住了。那串号码前面是加德满都的国家区号，后面是一串他不认识的数字。响了很久他才接。
“喂。”
对面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不太流利的英语，带着浓重的尼泊尔口音。每一个词的尾音都往下沉，像在确认什么。她说她叫阿斯玛，是尼玛的闺蜜。她说她一直想联系他，但不知道联系方式，后来是从尼玛的旧手机里翻到的号码。她问他包裹收到没有，他说刚收到。阿斯玛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那几秒里，陆云听到了加德满都的背景音——摩托车喇叭、远处的钟声、有人在用尼泊尔语喊什么，好像是在叫一个孩子的名字。然后阿斯玛开口了，声音压得很低。
“她一直在等你来。”
陆云握着手机的手开始发抖。不是手指——是从手腕开始，沿着小臂往上，一直到肩膀。他的左手攥着念珠，珠子被绷得很紧，线被拉到极限。
“她怎么样了？”
阿斯玛又沉默了。那种沉默不是在想措辞，而是不知道怎么开口。他听到电话那头有脚步声，大概是她走到了一个更安静的地方。
“她的肺，从中国回来之后就一直不太好。回到村里后，诊所的医生说最好去加德满都看专科。她去了，开了一堆更重的药。吃了好了一阵，但冬天一来，山上冷，她又咳得整夜整夜睡不着。阿妈每天早上起来都能在她被子上看到咳出来的血斑。但她从来没叫过疼。连我，她也不说。我每次去看她，她都坐在门廊上，膝盖上铺着那条织了一半的毯子。我问她疼不疼，她说没事。她从来都说没事。”
阿斯玛的声音忽然变得更低，低到几乎要被加德满都的背景音盖过。
“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陪着她吗。不是因为她是我朋友。是因为她当年也帮过我。地震那年，我的孩子没了。我丈夫走了。我一个人在加德满都，什么都没有——没房子，没工作，连买一袋米的钱都没有。是尼玛把她的出租屋分了我一半。她自己那时候也在咳血，每天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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