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见见那个点火的人。”
那人沉默了一会，站起身走到窗前，掀开百叶窗的一片叶子，往外看了看。巷子里安静如常，远处传来法租界巡捕房的钟声，刚好敲了十二下。他放下百叶窗，转过身来，对沈砚之说了一句让他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点火的人从来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他们在工厂的车间里，在码头的货堆上，在乡下的田埂上，在每一个你觉得不起眼的地方。他们可能不识字，不会写文章，他们唯一会做的事情就是在最黑暗的时候，还能记得火的样子。”
沈砚之把那本《新青年》合上，放在桌上。他站起身，走到房间中央，对着那人深深鞠了一躬。不是军中那种敷衍了事的举手礼，而是拱手作揖、双手过额的大礼。
“沈师长，你这是做什么？”
“我在九江城外做了一件事。”沈砚之没有直起身，躬着背，双手保持着作揖的姿势，“四月十二号晚上，宁方动手清党。我带着部队驻扎在九江对岸，隔岸观火。当时如果我的部队杀过江去，至少能救下几百个被围剿的地下党员。但我没有。因为我不想打内战。”
那人连忙上前两步，双手将他扶起。他的手很有力，是那种长时间握笔、却依然能让人感受到力量的有力。
“你在九江做的决定，不是懦弱，是智慧。如果你真的打过江去，跟宁方打起来，北伐军就会立刻分裂成两个阵营，北洋军阀就会趁机反攻，孙传芳就会卷土重来。到那时候，死的就不是几百人了，是几万人、几十万人。沈师长，你不开枪，比开枪需要更大的勇气。”
沈砚之直起身，看着那人。两个人站在昏暗的台灯光圈里，面对面，离得很近，近到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
“那我接下来该做什么？”
那人从书桌上抽出一张信纸，提起笔，蘸满墨，在纸上写了几个字，然后折好递给沈砚之。沈砚之展开一看，纸上只写了六个字。
“带好你的兵。等。”
“等什么？”
“等天亮。天亮之前是最冷的时候，也是最容易迷路的时候。但天一定会亮。”
沈砚之看了那六个字很久很久。窗外的钟声又响了，凌晨一点。他想起老渔夫那首渔歌的最后一句——“渡尽千帆不是客，回头已是百年身”——忽然在心里打了一个结，又自己解开了。他把纸条叠好，贴身放进怀里，重新戴上帽子，站了起来。然后解开大衣，从内袋里掏出***枪，放在桌上。枪身已经磨得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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