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因为周先生跟我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我提出的那个问题——打了十几年仗到底打的是什么——有人已经找到了答案。”
那人没有立刻回答。他拿起桌上的茶壶，给沈砚之倒了一杯茶，茶是温的，大概是今晚不知道第几壶了。然后把台灯的灯罩转了一个角度，让光不再直直地打在两人的脸上，房间里顿时暗了一些，只留下那片暖黄色的光圈拢住桌上的文件和茶杯。
“你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那人开口了，声音不高，但有一种天然的穿透力，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地落在沈砚之的耳朵里，“从道光二十年英国人打进珠江口算起，这八十多年来，无数中国人都在问同样的问题。林则徐问过，他在伊犁的流放地对着天山问了一辈子；洪秀全问过，他用拜上帝教的方式给了农民一种答案，但那答案最后变成了更大的问题；康有为问过，他的答案是君主立宪，但他的答案没有力量。孙中山先生也问过，他比前面所有人都走得远，打倒了皇帝，建立了民国，可是袁世凯让他看到了——剪掉辫子容易，剪掉人心里的奴性，比登天还难。”
他停下来，喝了一口茶，然后看着沈砚之，眼神里有一种沈砚之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大人物脸上见过的东西。那不是威严，也不是睿智，而是坦诚。
“俄国有个叫列宁的人，他给出了一个答案——让工人和农民来当家作主，让那些跪了一辈子的人站起来。这个答案不一定完全对，但至少有人在做了，有人在试了。孙中山先生看出了这一点，所以他在晚年改了口号，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不是哪个人的政治野心，是一个医生在诊断了整个中国的病情之后，开出的最后一张处方。”
沈砚之端着茶杯一动不动。他的手指很稳，但茶水面在微微地晃动，不是因为手抖，是因为他的心跳在加快。他想起护国战争时在川南被围的四十天，想起那个十六岁娃娃兵跪在战壕里磕头的画面，想起程振邦倒下前冲他喊的那句“别忘了咱们当年发的誓”。他想起山海关那个雪夜，他在父亲灵前跪下，发誓要用这条命换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先生，”沈砚之放下茶杯，茶杯在碟子上碰出一声清脆的响，“我在日本见过孙中山先生。他跟我说，革命需要两种人：一种是点火的人，一种是添柴的人。他说我就是添柴的人。我问他，点火的人在哪里？他说还在路上。”
他顿了顿，身体微微前倾，台灯的光映在他的瞳孔里，像是两簇跳动的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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