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拿起听筒，里面传来一个急促的声音：
"沈先生，我是老周。出事了——汪寿华同志，今晚在杜月笙公馆赴宴，被绑走了。"
沈砚之的手指猛地收紧，几乎要把听筒捏碎。
"什么时候？"
"晚上八点。汪寿华同志进了杜公馆，就再没出来。杜月笙的人说'汪先生喝醉了，在楼上休息'，但我们的同志守到十点，没有任何消息。"
"找人了吗？"
"找了。杜公馆周围的街道全被青帮的人封了，进不去。"
沈砚之沉默了三秒钟。
"通知所有能通知的人——明天，最迟明天，蒋介石就要动手了。工人纠察队立刻疏散，武器能藏就藏，能埋就埋。能撤出上海的人，立刻撤。"
"沈先生，您呢？"
"我留下来。"
"太危险了——"
"我说了，我留下来。"沈砚之的声音不大，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我是国民革命军的将领，蒋介石要动手，总不能连我一起杀。我留在这里，至少能保住一些人。"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明白了。沈先生，您保重。"
"你也是。"
挂了电话，沈砚之走到窗前。
外面下起了雨。
雨不大，但很密，像一层灰色的纱幕，把整座城市裹得严严实实。远处公共租界的高楼在雨雾中若隐若现，像一群沉默的巨兽。
他想起了一句话——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不是诗句。是此刻上海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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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二日凌晨四点。
枪声从闸北方向传来。
沈砚之猛地从床上坐起来。他披上外套，走到窗前，推开窗户。
枪声很密集，像炒豆子一样。中间夹杂着重机枪的连射声——那是正规军的火力，不是工人纠察队的步枪能比的。
他看到闸北方向的天空被火光映红了。不是大火，而是零星的燃烧——可能是街垒，可能是房屋。
开始了。
沈砚之穿好衣服，走到楼下客厅。他的副官和几个卫士已经等在那里了，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紧张和愤怒。
"先生，怎么办？"副官问。
"去闸北。"
"太危险了——"
"去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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