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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夜行军。
一团的先头部队在晚上十点出发，踩着泥泞的山道往东走。沈砚之没有骑马——山路太滑，马容易摔——他拄着一根树枝当拐杖，跟在一团长的后面。
一团长是老部下，叫韩大柱，河北人，当年在山海关跟着他起义的乡勇之一。这人没读过书，但打仗不要命，一把大刀砍过三个清兵的脑袋。现在腰里别着盒子炮，走路一瘸一拐——上个月在岳州挨了一枪，子弹从胯骨旁边穿过去，没伤到骨头，但落下了病根。
"军长，你回去骑马吧。"韩大柱回头说，"这路太滑，摔了不值当。"
"少废话，走你的。"
沈砚之的草鞋已经湿透了，脚趾在泥水里泡得发白发胀。他走了两步，脚下一滑，拐杖戳进泥里才稳住身子。韩大柱伸手扶了一把。
"前面那段路更烂。"韩大柱说，"刚下过雨，山洪冲了好几处。"
"那就踩着石头过。"
部队在黑暗中沉默地行进。没有火把，没有说话声，只有雨声、脚步声和偶尔的咳嗽声。通讯兵背着电线轴跟在后面，每隔一段路就拉一根电话线，保证指挥所和各团之间的联系。
沈砚之边走边想。
汀泗桥这一仗，是整个北伐的关键。拿下汀泗桥，就打开了通往武汉的大门。武汉三镇是九省通衢，拿下武汉，北洋军阀在南方就失去了最重要的据点。但如果拿不下来——如果部队在这里被拖住，吴佩孚从北方调来的援军就会源源不断地涌过来，到时候就不是打汀泗桥的问题了，是整个北伐军都要被堵在湖南。
他想起昨天收到的一封电报。不是军务电报，是私人信件——从上海寄来的，寄信人是一个叫许静宜的女教员。她是他三年前流亡日本时认识的，后来回了国，在复旦大学教书。信里没有说什么要紧事，只是说"闻北伐军节节胜利，甚慰。望珍重"。
他把那封信看了三遍，然后烧了。
不是不想回，是没时间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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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两点，部队翻过了第一道山梁。
雨小了一些，但雾气起来了。山间雾气浓得像牛奶，五步之外看不见人。韩大柱在前头喊了一声"跟上"，声音在雾里闷闷的，像隔了一层棉花。
"军长，前面要过一条河。"韩大柱回来报告，"淦河的一条支流，水不深，但没桥，得蹚过去。"
"蹚就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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