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是第五组。
周宁上台以前明显紧张，手里那张纸已经被她捏出一道弯。陈野不在现场，却提前半小时给她发了条消息：“实在不行就想象下面全是六桌客人，客人一般不会问算法。”
周宁看完没有回。
她们研究的还是那面旧社区公告墙。
第一天，她们以为问题是老人不会用微信群。后来才发现，同一栋楼里的信息并不是简单从“纸”迁移到“手机”，而是碎成了很多条路径：物业通知在群里，社区政策在公众号，水电维修贴楼道，熟人消息靠口头，有些老人只看公告栏，有些年轻人从来不看。真正的问题不是哪一种工具更好，而是某些公共信息在跨工具传播时会丢人。
第五组做的实验很小。
她们挑了一个社区里并不敏感的活动通知，在征得社区同意后，用原有微信群、纸质公告和一次楼栋口头转达三种方式同时发布，并记录居民最后从哪里知道。结果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年轻人绝大多数来自微信群，可几位老人虽然最后看见了纸质公告，却是因为邻居先告诉他“楼下贴了东西”，才专门去看的。
周宁没有把它解释成“熟人网络”。
她只是把几个原话放出来。
“老张告诉我的。”
“我女儿群里看到，让我下去看时间。”
“门口碰到社区小陈，她说贴了。”
最后她们做的不是App，也不是新的公告屏，而是一张极其简单的“重要信息最小发布清单”：哪些事情不能只发微信群，哪些应该同时到楼道，什么类型的信息最好确认几位重点居民是否真正收到。旁边还做了一个可以替换纸张的公告夹。
看起来比第三组那块磁吸板还不像科技项目。
评审问得却非常细。
社区工作者甚至拿起那张清单看了很久，问她们有没有考虑信息过载。周宁说这也是她们为什么只限定“少量重要公共信息”，如果什么都同时发三遍，大家最后会什么都不看。
叶教授问周宁：“你第一天为什么会注意到这件事？”
周宁停了一下。
“因为那个老人没说‘我不会用手机’。”
“他说什么？”
“他说，‘我现在总是最后一个知道。’”
礼堂里安静下来。
周宁讲完便坐回去了。
没有多解释。
五点四十，十二组全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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