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秒钟，然后同时开口。
“沈师长。”那人拱了拱手。
“周先生。”沈砚之微微点头。
船外的江风忽然大了起来，吹得乌篷哗啦啦地响。老渔夫在船头哼起了一首不知名的渔歌，调子很老，老得像是从明朝传下来的，唱的是一个渔夫在江上等了一辈子，也没等到他要渡的那个人。
“周先生深夜过江，不是来跟我谈天气的吧。”沈砚之开门见山。他在军界混了十几年，什么谈判的场面都见过，最烦那种绕来绕去半天不说正事的。
周先生也不恼，端起桌上那杯已经凉透了的茶喝了一口，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放在桌上，用两根手指推到沈砚之面前。信封上没有收件人，没有落款，封口处盖了一个蓝色的戳，戳上的图案是一本翻开的书，书页上站着一个举着火把的人。
沈砚之认识这个戳。这个戳代表着此刻正在上海的那位先生。
他没有立刻拆信，而是把信封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看完了正面看背面，看完信封看封口。他看得很认真，像是在战场上审阅一份缴获的敌军地图。
“你就不问这封信是真是假？”周先生饶有兴致地看着他。
“不用问。”沈砚之终于拆开了信封，一边展信一边说，“这个戳不是谁都能盖的。而且你既然敢坐一条半夜的破船过江来见我，就不会拿一封假信来糊弄一个带兵的。假信糊弄得了笔杆子，糊弄不了枪杆子。”
周先生笑了。那笑声很轻，但在狭小的船舱里听得格外清楚。“来之前有人跟我说，沈砚之是个粗人，只懂打仗，不懂政治。我说，一个能在山海关上独撑三个月的人，不可能不懂政治。他只是在用不懂政治的样子，做最懂政治的事。”
沈砚之没有接话。他已经展开了信纸，正在读。信不长，只有一页纸，字迹很熟悉——他在日本流亡的时候就见过这个笔迹，刚劲有力，每一笔都像是用手术刀刻出来的。信上只说了三件事。第一，有人正在上海发动一场针对革命力量的清洗，时间就在最近。第二，北伐军内部已经出现了裂痕，有人被拉拢，有人在观望。第三，希望沈砚之能带着他的部队，站到对的这一边来。
沈砚之读完了信，把信纸重新折好，放回信封里。他抬起头，看着周先生，问了一句话。
“什么叫对的一边？”
周先生没有立刻回答。他把桌上的《新青年》合订本翻到某一页，指着上面的一篇文章说：“这是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叫《谁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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