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六年（1927年）四月的南京，春寒料峭。秦淮河畔的柳絮还没落尽，城北唱经楼一带的梧桐新叶却被一夜东风刮得满街打转。沈砚之披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呢大氅，站在国民革命军第三独立旅临时驻地的辕门外，望着铅灰色的天色，眉间那道自山海关起义便刻下的竖纹，又深了几分。
三独立旅，原是护国年间沈砚之在滇黔边带出来的老底子，北伐途中编入左翼军，克汀泗桥、围武昌城，程振邦殉国后，这支队伍便由沈砚之一手撑着。如今驻在南京城西原江南陆师学堂旧址，营门上钉着白底黑字的木牌，被春雨一泡，边角翘起，像一块揭不掉的伤疤。
“司令，武汉的电报。”副官罗秉臣从门里小跑出来，腋下夹着电报纸，喘着气，“汉口中央昨夜发来的，汪精卫、谭延闿联名，斥南京蒋氏清党**，令各军静观其变。”
沈砚之没接，只把目光从天上收回，落在罗秉臣脸上：“上海呢？有没有沪上的消息？”
罗秉臣喉头滚了滚，声音低下去：“今早六营长从下关码头听来的——四月十二，上海闸北，青帮流氓借二十六军名义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宝山路那边……昨儿中午开十万人的会，二十六军朝人群开枪，死的人用板车往殡仪馆拉，拉不完。”
风突然转了向，从长江水面卷来腥气。沈砚之伸手抵住辕门木柱，指节泛白。他想起光绪三十四年父殁于山海关炮台，宣统三年雪夜举火，民国五年随蔡松坡入川南，民国六年袁世凯死后又在西南保境安民——二十年刀兵，他以为“共和”二字总算落了地。可眼前这血，竟比满清的顶戴花翎还红。
“传令：全旅枪支入库三分之二，哨兵撤到二道门。政工处的**特派员老钟、老周，还有宣传队那几个学生，今日内一律不许出营。”沈砚之声音很平，像磨刀石上压出来的，“给武汉中央回电：第三独立旅遵令待命，不预南都清党之事。再给第六军程颂公（程潜）处送一函，问明南京卫戍司令部近三日动静。”
罗秉臣应声要走，又被叫住：“把陈铁找来。”
陈铁是第三旅的参谋长，当年在山海关乡勇里扛红旗的半大孩子，如今三十出头，左颊一道尺长刀疤，性子却比沈砚之还硬。他踏进临时司令部时，沈砚之正摊开一张南京城防图，用红蓝铅笔在唱经楼、珍珠桥、下关一线画圈。
“司令。”
“陈铁，你带一排人，去夫子庙状元境。”沈砚之头也不抬，“那里有个‘新民书局’，掌柜姓阮，是老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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