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三镇的八月末，热得像个蒸笼。
北伐军进城已三日，街头巷尾的标语还没干透，墨迹被汗水一洇，晕成一片模糊的影子。沈砚之的临时指挥部设在汉口江汉路一栋三层洋楼里——这原是吴佩孚部下一个师长的私宅，主人跑了，房子便空了出来。
沈砚之不喜欢这房子。太阔气了，红木地板，雕花玻璃，楼梯扶手上还镀着金。他从小在关外的土炕上长大，后来带兵打仗，帐篷、祠堂、破庙住了个遍，乍一住进这种地方，浑身不自在。
但他没得选。总司令部就设在武昌，他这个旅长，总不能在街头支个铺盖。
八月三十一日深夜，沈砚之坐在二楼书房里，面前摊着一份电报。电文很短，只有八个字：
"速来武昌，有要事相商。"
落款：邓演达。
邓演达，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出身，是北伐军中少有的既有军事才能又有政治头脑的高级将领。沈砚之与他有过数面之缘，印象不错——至少，这个人说话不拐弯抹角。
但"有要事相商"四个字，让沈砚之心里隐隐发紧。
他放下电报，走到窗前。窗外是汉口的夜景，长江对岸武昌城的轮廓在灯火中若隐若现，江面上汽笛声悠长，像一声叹息。
"旅长。"
副官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一碗热姜汤："您今晚又没吃东西，多少喝一点。"
沈砚之接过姜汤，喝了一口，辛辣的味道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他这几天胃口不好，不是因为伤病——左臂的刀伤已经包扎好了，虽然还隐隐作痛，但不碍事——而是因为一种说不清的烦躁。
进城三天，他看见了太多不该看见的东西。
北伐军进城当天，百姓夹道欢迎，那场面确实让人热血沸腾。但第二天，他就听说第四军的一个团在汉口英租界附近与英国水兵发生了冲突，双方拔枪相向，差点酿成外交事件。第三天，总司令部下令查封了武汉商会，理由是"资助吴佩孚"，但查封令还没下来，商会会长就已经"主动"捐献了五十万大洋给北伐军——这其中的猫腻，谁都看得出来。
革命，到底革的是谁的命？
沈砚之放下姜汤碗，对副官说："明天一早，备马去武昌。另外，让林秋月同志过来一趟，我有事问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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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一日清晨，沈砚之渡过长江，来到武昌总司令部。
邓演达住在武昌阅马场附近的一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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