棵槐树就是碑。
阿黄走后的头几天,院子里安静得不像话。刘婶还是每天早晨多盛一碗粥,端到院子里。走到藤椅旁边才想起来,又端回去。第三天早晨,她端粥的时候只盛了一碗,手在锅沿上停了停,然后盛了第二碗,放在老地方。她对自己说,这是给老李留的。
冬天最深的时候,老李的儿子又回来了一趟。
这次他带了一个年轻人,说是评估公司的,要把老房子拍照登记。儿子在堂屋里翻箱倒柜,把老李留下的东西又筛了一遍。旧收音机、搪瓷盆、一摞摞用橡皮筋扎着的旧杂志,全堆在院子里准备处理掉。刘婶听见动静过来看了一眼,站在院门口没进去。儿子看见她,点了点头算是招呼,继续低头翻东西。
那个年轻人拿起藤椅看了看,说:“这个也处理了吧?藤编的,不值钱。”
儿子说:“扔了吧。”
刘婶忽然开口了:“这把藤椅给我吧。”
儿子抬起头来,有些意外,但没多问,点了点头:“行,刘婶你要就拿去。”
刘婶叫了老张头来搬藤椅。两个人抬着往刘婶家走,经过院角的老槐树时,刘婶的步子慢了一下。树底下那几块碎砖还在,砖缝里钻出了一点细细的草芽,嫩黄的,在冬天的风里瑟瑟地抖。刘婶看了一眼,没有停下来。
藤椅搬到刘婶家,放在堂屋靠窗的位置。坐垫还是那个坐垫,磨破了几个口子的蓝布面,里面的稻草填芯已经瘪了,坐上去会陷下去一个窝。刘婶没有换,也没有洗。她把坐垫翻了个面,让那面干净些的朝上。老李的气味已经极淡了,几乎闻不到了,但刘婶觉得还应该有,就自己找了老李一条旧围巾搭在椅背上。围巾是藏青色的,粗毛线织的,老李说是他妻子织的,戴了二十年。
刘婶家也养了一条狗,是条黑狗,叫黑子,才两岁,精力旺盛,成天在院子里追鸡撵鸭。黑子看见藤椅搬进来,绕着转了两圈,抬起后腿想往上面撒尿。刘婶一巴掌拍在它屁股上:“去!这个不能碰。”黑子夹着尾巴跑了,趴在院门口委屈地呜呜叫。从那以后,黑子再也没有靠近过那把藤椅。
春天来得很慢。
三月了,巷子里的梧桐树还没有发芽。天阴着,偶尔落一阵雨,雨是冷的,夹着风,把冬天的余寒又带回来。刘婶每天都去院子里看那棵老槐树,树皮还是灰褐色的,干裂着,看不出一点要绿的迹象。她蹲在树底下,用指甲抠了抠树皮,里面是青的。树还活着,只是醒得晚。
四月里下了一场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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