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伟的死，在哈尔滨的警察局里，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波澜。
说它大，是因为死了一个局长。局长是什么？是这栋灰砖大楼里最大的官，是那些穿制服的人见了要立正敬礼的人，是那些犯人提起来要发抖的人。一个局长死了，按理说应该是天塌下来的事。但说它不大，是因为这座城市里天天死人。街上的，牢里的，郊外的乱坟岗上，每天都有新的尸体被拖去埋掉。一个局长的命，在那些真正掌权的人眼里，和一条野狗的命区别不大——野狗死了没人问，局长死了，问一问，走个过场，然后该干嘛干嘛。
上头从南京派来了几个调查员。
那几个人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从南京到哈尔滨。冬天的东北，火车开得像一头喘着粗气的老牛，哐当哐当，哐当哐当，穿过山海关，穿过辽河平原，穿过那些被雪覆盖的、望不到边的黑土地。他们下了车，穿着呢子大衣，戴着皮手套，脸上是南方人特有的那种白净——不是健康的白，是没被风吹过、没被太阳晒过的白，像刚从豆腐坊里捞出来的豆腐。他们戴着白手套。白手套是个信号——我不碰你们的东西，我不沾你们的脏，我是来查案的，不是来跟你们搅在一起的。
他们问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话。
"当时什么情况？"
"暴徒袭击，局长在指挥，被流弹击中。"
"暴徒是谁？"
"身份不明，已被关探长击毙。"
"现场还有谁？"
"张秘书在场，还有几个弟兄。"
"张秘书当时在做什么？"
"救火。"
问完了。白手套的人在本子上记了几笔，笔尖在纸上划拉的声音很轻，像老鼠在啃东西。他们听了关明滴水不漏的汇报——关明的汇报确实滴水不漏，每一个细节都经过反复推敲，每一个时间节点都对齐了，每一个证人都串好了供词。那些白手套的人不是傻子，他们知道这里面可能有问题，但他们不在乎。他们来哈尔滨不是为了查案，是为了交差。南京那边要一个结果，他们给一个结果。至于结果是真的还是假的，关他们什么事？
也就不了了之了。
毕竟，一个警察局长，被一个"暴徒"击毙在混乱的火海中，虽然丢脸，但也算死得其所。死得其所——这四个字是汇报里写的。一个局长死在暴徒手里，总比死在床上、死在酒桌上、死在女人的肚皮上来得光彩。给了常伟一个"因公殉职"的体面说法，报纸上登了一小块，说常局长"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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